作者介紹

張連紅?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教授、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

劉燕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內容摘要??南京大屠殺期間，20多位留在南京的歐美人士憑借其中立國國民的特殊身份，在保護和救助難民方面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與這些歐美人士一起工作的還有大量中方工作人員，最高峰時多達1500余人，主要包括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下屬各專門委員會的中方成員、各難民收容所的中方管理人員以及國際委員會基層及協(xié)作機構的中方工作人員，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不計報酬、義無反顧地參與難民救助，承擔了大量具體和繁瑣的工作，與大屠殺期間留在南京的歐美人士一樣，他們也是英雄。

關鍵詞??南京安全區(qū) ??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 ??難民收容所 ?中方工作人員

1937年11月下旬，隨著日軍的不斷逼近，為了給一般平民提供躲避戰(zhàn)火的棲身之所，留在南京的歐美人士仿效法國神父饒家駒在上海南市設立難民區(qū)的先例，發(fā)起成立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設立安全區(qū)。安全區(qū)亦稱難民區(qū)，最多時收容難民約25萬人。20多位歐美人士憑借其中立國國民的特殊身份，在保護和救助難民方面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事實上，除了這些歐美人士外，還有大量的中方工作人員與他們一起救助難民，總數(shù)達1500余人，其中不僅包括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的各級管理人員及基層工作人員，還包括國際委員會協(xié)作機構的工作人員，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忍辱負重，與難民們守望相助。然而，長期以來，除了在歐美人士的日記中有所記述外，他們很少受到關注，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對相關史料的進一步發(fā)掘，一些中方工作人員救助難民的事跡才重新浮出水面。本文根據(jù)新發(fā)掘的相關資料，對南京安全區(qū)中方工作人員的構成、角色及作用進行探討，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安全區(qū)中方秘書處及各專門委員會的中方工作人員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后，南京城內到處彌漫著失敗悲觀的情緒。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fā)表遷都聲明。11月22日，南京安全區(qū)（難民區(qū)）國際委員會宣告成立。在當時局勢之下，委員的人選必須是具有中立國身份的歐美人士。在安全區(qū)籌備過程中，金陵大學校董會董事長、中英文教基金會總干事杭立武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他與在南京的不少歐美人士熟悉，與國民政府的高層官員也聯(lián)系密切，他多方奔走，在歐美人士與中國官方之間牽線搭橋。11月28日，他被國際委員會任命為中方共事總干事。12月初，杭立武運送故宮文物前往漢口。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在日記中寫道：“我們?yōu)樗碾x去而深感惋惜，因為他極其能干，曾給予我們很大幫助。我們希望他能重返此地。”其后，杭立武一直未能返回南京。

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下設糧食、住房、衛(wèi)生、運輸委員會，負責難民的食物、住宿、衛(wèi)生等事宜。其中，運輸委員會存續(xù)時間很短，很快被合并到糧食委員會。在籌備安全區(qū)的過程中，國際委員會列舉了一連串的問題清單，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大量中方工作人員的積極參與。在國際委員會實際運行中，其下轄的秘書處、住房委員會、糧食委員會和衛(wèi)生委員會中的中方工作人員充當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中方秘書處

秘書處是國際委員會的中樞之一，負責收集各方信息、起草相關報告、與各方進行聯(lián)絡等等。安全區(qū)管理委員會下設理事會及住房、糧食、衛(wèi)生等委員會。理事會成員除了主席約翰·拉貝、秘書斯邁思、總干事喬治·菲奇、副總干事杭立武、財務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爾之外，還有中方秘書處主任湯忠謨。中方秘書處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湯忠謨（1885—1968），浙江鄞縣人，1907年畢業(yè)于上海圣約翰大學，1917至1919年在美國費城神學院留學。1929年12月，在圣約翰大學50周年時被授予神學博士學位，其后出任南京中央神學院院長。后來，他離開南京前往上海，先后擔任圣約翰大學神學院院長與上海中央神學院院長。

秘書處的工作人員一般具有扎實的文字功底和較高的外語水平。陳文書即是其中一員。他1908年出生于安徽太湖縣，1932年考入湖北武漢華中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前身），因成績優(yōu)異1934年被選派到英國留學，后因病休學。在廬山療養(yǎng)期間，他結識了美國牧師約翰·馬吉。經(jīng)馬吉介紹，先后任南京《勵志》周刊副總編輯、下關英商和記洋行翻譯。南京大屠殺期間，他在秘書處工作，曾出任安全區(qū)商業(yè)辦公室主任。其間，他結識了后來的妻子——時為金陵大學附屬中學難民收容所護士徐淑德，兩人于1940年4月27日結婚。陳文書一直留在南京救助難民，一直到1940年8月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解散。

與日本大使館及軍方交涉是秘書處的重要工作之一。國際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中通曉英語、德語等語言的人較多，而通曉日語的較少。在與日方交涉的過程中，金陵大學教授陳嶸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常常充當國際委員會的日語翻譯。

秘書處的工作人員有的是臨時加入的。1937年12月19日，貝德士、威爾遜、斯邁思等人前往日本大使館，就日軍暴行及安全區(qū)的工作與使館官員交涉。其后，一行人去金陵大學附中了解情況，在回去的路上，他們遇見吳珍珠小姐（Miss Bromley Wu），身后有日本士兵跟隨。為安全起見，他們把她帶回安全區(qū)總部，讓她幫忙抄寫日軍暴行案例。斯邁思感嘆，“讓一個從美國回來的高材生干這個，真太委屈她了”。

（二）住房委員會

在各專門委員會中，住房委員會規(guī)模最大。據(jù)史料記載，1937年12月3日住房委員會人員組成情況如下：主任王廷（Wang Ting），副主任查爾斯·里格斯，成員有查爾斯·吉(Charles Gee)、朱舒暢 (Ch'u Shu-chang)、歐文 C．C．朱(Irving C.C.Chu)、許豪祿 (Hsu Hao-lu)、王明德、Y.S.張、王有成。上述人員中，除查爾斯·里格斯外，其他都是中國人。12月8日，國際委員會提供給報界的專稿中，住房委員會主任卻變成了許傳音。

許傳音，字澄之，1884年出生于安徽貴池，1905年畢業(yè)于金陵大學的前身匯文書院，其后留校任教，1915年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19年，許傳音學成回國在鐵道部任職。南京淪陷前夕，許傳音將家人送回安徽老家躲避戰(zhàn)禍，自己則留在南京，試圖利用與美國人的關系保護家產(chǎn)。1937年12月，他應邀參加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主持難民的住房工作，同時還擔任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1938年1月1日，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成立，許傳音一度擔任顧問一職。1938年3月18日，偽自治委員會為偽南京市政督辦公署取代，許傳音的顧問一職也隨之取消。1938年2月18日，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變更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繼續(xù)從事難民救濟工作，同年12月，許傳音當選為委員會成員，是委員會中唯一的中國人。后來許傳音擔任鼓樓醫(yī)院副院長，一直到1950年代初。作為紅卍字會副會長，許傳音到處籌措糧食救濟難民，據(jù)第二軍團徐源泉部少校參謀祝晴川回憶，南京城陷后他曾化裝為盛錫福帽廠劉經(jīng)理，后參加紅卍字會工作，他曾和許傳音一同到新街口與日軍司令部交涉中華門外紅卍字會所藏義倉的大米問題，經(jīng)交涉日軍當局同意紅卍字會前往運米。

王廷是基督教青年會干事，安全區(qū)總干事喬治·菲奇在日記中記述，“王廷出色地履行房屋助理總管的職責”。也就是說，王廷是住房委員會副主任。與他相比，許傳音無論是資歷還是影響等，無疑更勝一籌。

為安置難民，住房委員會對安全區(qū)內的住房狀況進行了調查，將難民區(qū)劃為8個小區(qū)，“每一小區(qū)設一辦事處以司其事”，“務使可居之屋，均得正當之利用”。后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8個小區(qū)增加到9個小區(qū)。各區(qū)區(qū)長均由中方人員擔任：第一區(qū)王明德、第二區(qū)姜正云、第三區(qū)齊兆昌、第四區(qū)王有成、第五區(qū)陳斐然、第六區(qū)吳國京、第七區(qū)張永生、第八區(qū)金漢璋、第九區(qū)楊冠頻。

12月8日難民區(qū)開放后，難民紛紛涌入，擠滿了區(qū)內的大街小巷。委員會開放了所有能開放的建筑，到12月17日，安全區(qū)內的20多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5萬人左右。12月21日，各收容所內難民增加到近7萬人，是原計劃收容3.5萬人的兩倍。盡管出現(xiàn)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況，住房委員會還是克服困難基本完成了難民的安置工作。

（三）糧食委員會

據(jù)史料記載，1937年12月3日糧食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如下：主任韓湘琳，副主任休伯特 L．索恩，成員有孫耀三、朱靜、蔡朝松（Tsang chao-sung）、晁老五（ Chao Lao-wu）、蕭(Hsao)、C．C．孟(CC Meng) 、周保新 (T'ao Pao-tsin)(紅卍字會)。這些人員中，只有索恩是外籍人士。主任韓湘琳是約翰·拉貝的得力助手，還是小桃園1號西門子洋行難民收容所的所長。韓湘琳是山東人，曾就讀于齊魯大學經(jīng)濟系，后因故輟學，通曉英文、德文、法文，1930年初，被西門子洋行南京分公司經(jīng)理約翰·拉貝聘為秘書。據(jù)《拉貝日記》記載，韓湘琳白天常常在國際委員會總部工作。孫耀三是義和東磚瓦廠老板，也是山東人，韓湘琳的朋友。1937年11月23日，他通過韓湘琳的牽線，贈送給拉貝兩輛卡車、100罐汽油和200袋面粉，這是國際委員會收到的最早一批捐助，拉貝稱他為“我的施主”。11月底，孫耀三搬到小桃園1號西門子洋行避難，參與難民救助工作。

糧食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糧食的運輸和分配。南京淪陷前，共有1萬擔（9076袋）大米和1000袋面粉被運進安全區(qū)。對于各難民收容所內的貧困難民，委員會免費發(fā)放大米或提供膳食；對于稍有支付能力的難民，委員會則收取少量的現(xiàn)金。1937年12月17日至31日，委員會共發(fā)放大米2035袋，1938年1月發(fā)放2721袋，2月份發(fā)放1935袋。在糧食委員會卓有成效的運作下，難民們最低限度的食物供給得到保障。

（四）衛(wèi)生委員會

據(jù)史料記載，1937年12月3日衛(wèi)生委員會由3人組成，沈玉書牧師任主任，鼓樓醫(yī)院的特里默醫(yī)生任副主任。沈玉書同時還是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委員。12月8日，國際委員會提供給中國報界的專稿中提到，“沈牧師先生正著手在區(qū)內建立負責衛(wèi)生設施的組織。由于缺乏工人，因此在這方面也有不少困難”。日軍占領南京初期，有5名街道清潔工被殺，難民收容所外以及偏遠地區(qū)房屋的衛(wèi)生工作，即處于停頓狀態(tài)。當時，自來水供應停止，且許多水源被尸體污染，25萬難民聚居于狹小的安全區(qū)內,廁所等衛(wèi)生設施嚴重不足。面對這種情況，衛(wèi)生委員會采取多種措施，盡力加以改善。安全區(qū)各區(qū)都有主管衛(wèi)生的相關負責人。衛(wèi)生委員會在數(shù)星期內糾集了400名工役，“從事街道之清除，人口密集各處廁所之建筑與管理，及收容所內垃圾之掃除”。

二、安全區(qū)各難民收容所的中方管理人員

南京淪陷前夕，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及金陵神學院都成立了專門的緊急委員會管理校產(chǎn)。金陵大學成立了有齊兆昌、陳嶸、顧俊人等中方成員參與的緊急委員會。據(jù)魏特琳1937年11月22日的日記記載，金陵大學有30多人留守，其后，雖然有少數(shù)人離開，但留下來的人仍有不少。這些人中還不包括數(shù)目更多的校工和校役。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在1937年11月22日成立了5人緊急委員會，不久縮減為由程瑞芳、陳斐然和魏特琳組成的3人小組，李鴻年、詹擎棟、鄔靜怡等教職工也留了下來。在金陵神學院，該院財產(chǎn)委員會主席和代理財務主管由美籍教授索恩擔任，很多具體事務則由資深國文教員陶仲良操持。住房委員會請求各學校開放房屋，收容難民，并指派相關人員為管理員予以協(xié)助。

關于難民收容所管理者的人選，“有時留居南京城中之人，為房舍組中人所熟識者，即由房舍組派為管理員，亦有由房舍組就收容難民中覓一相當之人派為管理員者，更有就難民中之杰出人物，其能力為同居難民所注意，或具有某種野心者，即由房舍組認為管理員”。這些管理人員“有固定者，有不固定者，其結果有辦理極善者，有辦理不力者，也有略事敲詐者”，但大多數(shù)人均能忠實工作，“其自身之成就固多，由其表率與指導而得之成就，亦甚大也”。

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下設25個難民收容所，除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收容所之外，其他收容所所長及助手均為中國人。1937年12月底及1938年1月初，國際委員會對部分收容所進行檢查，留下了一些記錄。

有的收容所所長與助手幾經(jīng)變化，如位于金銀街的金陵大學蠶廠難民收容所，起初所長是任則青（Ren Tze-chie），他的能力有限，便聘請王新龍（Wang Hsing-lung）擔任助手，王原來是警察局的督察，由于收容所內部的相互傾軋，王被懷疑是中國軍人而遭日本人逮捕。其后，金哲橋 (Jen Tse-chiang)、徐凱基（Chu Kwang-jih）先后擔任所長。

收容所的管理殊非易事。有的收容所內部設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比如陸軍大學難民收容所，不僅將難民分成27個小組，每組設一個組長，還設立了公共事務部、社會事務部、綜合事務部、秘書、人事秘書等多個部門和崗位，分工協(xié)作，管理有序。

相對而言，金陵大學難民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收容所等收容所中方管理人員的資料較為完整。與金陵大學相關的難民收容所有5所，分別是金大蠶廠、金大圖書館、農科作物系、金大宿舍和金大附中五所，收容所內每幢房子均有金大留守職員和選出的難民具體管理。

齊兆昌（1880—1955），浙江杭州人，早年留學美國，后任職于金陵大學工程處，同時兼校產(chǎn)管理處主任。除金陵大學的基建工程外，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中華女中、金陵神學院以及教會的許多建筑都是由他主持建筑和管理的。他是金陵大學緊急委員會中方成員之一，擔任金陵大學（宿舍）難民收容所所長，同時還是安全區(qū)第三區(qū)區(qū)長、住房委員會委員。

陳嶸（1888—1971），浙江安吉人，1913年畢業(yè)于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1923年赴美留學，后又到德國進修。1926年學成后歸國，受聘擔任金陵大學森林系教授，后兼系主任。陳嶸是金陵大學緊急委員會中方成員之一，由于他精通日語、英語和德語，在日本大使館和憲兵司令部中都有一些認識的同學，大屠殺期間，他曾多次陪同美籍教授和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委員前往日本大使館和日軍司令部交涉，并致電北海道帝國大學的老師，請求其對在華學生施加影響。安全區(qū)解散后，貝德士等人創(chuàng)辦了鼓樓中學，陳嶸也是創(chuàng)辦者之一。

顧俊人，浙江上虞人，畢業(yè)于嘉興秀州中學，時任金陵大學事務處事務員，金陵大學緊急委員會中方成員之一，收容所主要負責人之一。

吳浩玉（1912—2007），江蘇江陰人，1933年畢業(yè)于嘉興秀州中學，時任金陵大學工程處助理員，擔任齊兆昌的助手。

姜本信，1923年畢業(yè)于金陵大學，時任南京匯文女中教務主任。

此外，參與難民救助的還有事務處事務員陶鳴白、工程處助理員毛德林、理學院秘書孫樹藩、化學系助理員楊世銘、圖書館流通部助理員徐振之、圖書館中文編目助理員何漢三、閱覽部典藏組中文編目助理員韓煦元、中文系助理員章樹東、農藝系助理員任俠、職員居晴初。林逸人、楊柏舟是陳嶸的浙江老鄉(xiāng)，也在收容所工作。

金陵大學附中難民收容所所長姜正云帶領的助手最多，大約有80人。根據(jù)楊雅麗的研究，該所管理人員來源大致分為三部分：金大附中留守教職工、難民中有才能者以及教會推薦任職者。

姜正云（1894—1962），湖南岳陽人，1916年畢業(yè)于岳州湖濱高中，1930年任漢口光華中學教務主任。1935年，他來到南京，任金大附中舍監(jiān)、訓育副主任，兼英文教員。金大附中西遷時，姜正云由于家庭負擔重，決定留守，后擔任金陵大學附中難民收容所所長。除姜正云外，當時留守南京的金大附中職員有薛萬錦、王宗福、嚴步青、劉廷、王定義、劉寶興、劉文玲等人。

由于難民人數(shù)眾多，金大附中難民收容所管理人員還動員難民充當義工。徐淑德、徐淑珍姐妹即是其中一例。她們的父親是中醫(yī)，姐妹倆具有一定的醫(yī)學常識，徐淑德曾在天濟醫(yī)院擔任過護士。在進入金大附中難民收容所第二天，她們主動提出當義工，到醫(yī)務室工作，為難民提供醫(yī)療護理服務。難民竇祥昌因父親竇晴芳教書時認識美國人而成為管理員。難民石學海原本在日本憲兵隊做勞工，負責“每日掃地燒水等工作”，后無故被憲兵刺傷，經(jīng)鼓樓醫(yī)院救治痊愈，國際委員會同情他的遭遇，派他到金大附中任助理辦事員。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收容所所長是魏特琳，她的助手除了戴籟三夫人外，全是中國人，包括舍監(jiān)程瑞芳、事務主任陳斐然、事務主任助理李鴻年、生物系教員鄔靜怡、助理學籍注冊員詹擎棟等人。鄰里學校的教師薛玉玲小姐負責把她的學生和校園里大一點的孩子組成一個難民服務隊。魏特琳的中文老師王耀廷、魏特琳的好友羅賢珍、金陵神學院的學生王瑞芝也都搬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幫助管理難民收容所。其中，程瑞芳與王耀廷是魏特琳最得力的助手。

面對到處肆虐的日本兵，毫無疑問，歐美人士成為難民的保護神，拉貝在給友人的信中坦陳，“幾個歐洲人的去留實際上決定了許多人的命運?！钡珰W美人士太少，力量有限。對于眾多的難民來說，要生存下去，只有依靠自己。在中方管理人員的組織引導下，他們守望相助，相互支持。

中方管理人員忍辱負重，兢兢業(yè)業(yè)，為安全區(qū)難民收容所的正常運行作出了巨大貢獻。魏特琳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收容所的中方工作人員給予全面客觀的介紹和評價：

如果沒有大批忠實的人幫忙，我們所做的這些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程夫人不僅負責膳食、管理宿舍里的工人，還擔任大批難民的護士工作，把鋪蓋分發(fā)給最貧困的難民，也在應付復雜困難的局面時提供良策；陳斐然因為年輕而遇到一些艱難的經(jīng)歷——在有的情況下年紀輕成為不利的條件但是他總是樂意盡力幫忙；李先生是陳斐然的助理，他盡其所能地幫忙——從負責賣飯票到管理校園的衛(wèi)生工作。在大肆抓捕年輕人出城的那些最危險的日子里，他也不能拋頭露面。我的私人中文老師王先生已經(jīng)名副其實地成了我的秘書，多次陪我去日本大使館進行艱難的拜訪，以及和時常派給我們的崗哨談話的過程中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高級官員來檢查、拜訪時他也幫了大忙。眼下，他在每天上午的大部分時間里，都忙于抄錄那些失去丈夫或兒子的婦女提供的數(shù)據(jù)。到目前為止，我們已整理了592份這樣的表格。你們將會有興趣得知這些人里面有423個是在12月16日被抓走的。我們不知道把這些申請材料交上去是否管用，但是我們?yōu)檫@些心碎的婦女僅能做我們能力范圍內的工作。王小姐是金陵神學院唯一留在城里的學生，她在很多方面給了我們非常寶貴的幫助。她負責核查那些申請免費就餐的人。家庭手工學校的教師薛小姐在日軍進城前幾天關閉了我們那所小小的學校，自那時起，她也對核查工作和組織祈禱會等方面給予了巨大的幫助。以往居住在校園西面的福音傳布者羅小姐現(xiàn)在住在這兒，全天候全身心地提供幫助。她非常熟悉附近街坊的婦女，這對我們很有幫助……（鄔靜怡）除了忙于家禽研究項目之外，有可能的話，她也幫著做一些難民工作。住在前門的夏先生很善于和日本兵聊天，常常陪著一群日本兵四處轉轉。伊娃·史巴瑟的中文老師趙先生一大家人住在東院，無論我們什么時候需要，他總是樂意幫忙。詹先生住在東院，需要時，幫我們抄抄寫寫，但是看到日本兵他就受不了。這些是我們的工作人員。

中方管理人員的處境極其艱難，他們不像歐美人士有“護身符”，常常連自己和家人也無法保護。魏特琳的中文老師王耀廷，畢業(yè)于南洋公學，是南京語言學校資深教員，被歐美人士譽為“中國最好的老師”，他們常常稱他為“大王”（Big Wang）。大屠殺期間，為驅趕前來騷擾的日本兵，魏特琳在校園里四處奔走，多次前往日本大使館提出抗議，通常情況下，“大王”都會陪伴在側。在魏特琳看來，在很多場合，“大王”發(fā)揮了難以估量的作用。1937年12月17日，他的家人被日軍劫持，第二天被放回?？梢韵胍姡麅刃牡谋嗯c無助，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他的頭發(fā)全白了。

陳斐然是魏特琳的另一助手。他1933年畢業(yè)于東吳大學政治專業(yè)，1934年應吳貽芳邀請擔任金女大事務主任。南京大屠殺期間，他作為金女大緊急委員會成員，協(xié)助魏特琳清理校園、收容難民、管理食堂、救濟婦女、開設職業(yè)女校等。1937年12月17日晚，為了阻止日軍抓捕工友，他慘遭日軍毆打并被帶出校園，險被槍殺。陳斐然晚年曾回憶：“為配合抗日工作，于1937年冬至1939年春，在日寇占領南京前后的在職期間，我曾和當時留在南京的國際人士組織難民安全區(qū)，負責附近一區(qū)的區(qū)長，兼本校婦孺收容所所長，日寇瘋狂地進行奸殺焚掠階段，為維護難民安全，曾被寇執(zhí)，遭槍斃凌脅，賴有犧牲決心，鎮(zhèn)靜應對，得以幸生，而免婦女遭受污辱?！睋?jù)《現(xiàn)代快報》記者采訪，陳斐然曾對其小女兒陳朝一說，日軍闖入難民區(qū)，發(fā)現(xiàn)一名工人手上有老繭，懷疑他是中國軍人，準備把他帶走，陳斐然站出來幫助說話，遭日軍掌摑、毆打、帶走。為了協(xié)助魏特琳救濟婦女難民，陳斐然其后一直在金女大工作，1939年才離開南京。

三、國際委員會基層及協(xié)作機構的中方工作人員

安全區(qū)的中方工作人員，還包括眾多的基層工作人員。貝德士在給友人的信中指出，安全區(qū)從籌建之初，“就有相當數(shù)量的中國人幫忙與合作，而且大部分瑣事不得不由中國人或通過中國人去做”。為使難民區(qū)更易于辨識，1937年12月5日，界旗與墻頭布告業(yè)已準備完畢，布告主要用于向老百姓介紹難民區(qū)。12月7日下午，開始在山西路交叉路口的安全區(qū)邊界插界旗。12月8日晚國際委員會供中國報界專稿中稱，當天上午結束了這項工作。但實際上，這項工作仍在進行中，12月10日，魏特琳與陳斐然也曾前往安全區(qū)西部的邊界幫忙。當時的旗幟多為手工制作，幸存者王秀蘭當年24歲，她回憶說，“我從農歷九月份開始就到金陵女子大學做旗幟，那里招募了很多小姑娘，共有二三百人，10人為一班，我們所做的旗幟掛在難民區(qū)周圍”。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大量之物、煤及面粉之全部，在南京陷落前三星期捐到者，均藏于城外較危險之處?？ㄜ囍_致、修理與駕駛，極費周折。工人往返須接送。因橋梁之損壞等關系，工人往往須將所運物品，經(jīng)長距離之扛運，然后載入車內?？找u時作，運輸工人，有飽受虛驚者，所幸最大之損害，僅為某一工人之失一目?？ㄜ囎疃鄷r有十二輛，往來運輸，并有其他工具以為之輔”。為運送儲備物資，國際委員會還曾發(fā)布求助信息，有償或無償征用交通工具，其中除了當時特別稀缺的卡車之外，還有板車。

在安全區(qū)開放初期，警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私人房屋，就各層之地位計之，如已達人滿之境地時，即在房舍組監(jiān)督之下，將較大之房屋開放，一屋住滿，始開放其他一屋，以防難民中有結為伙伴，謀占較廣之地位。此時本會工作，實賴若干隊未離城之警察及巡邏員四百人之友誼的有效合作”。除了穿制服的警察日夜執(zhí)勤外，還有許多中國人自愿擔當“志愿警察”：“這些志愿警察既不著警察制服，也不擁有任何武器，他們僅佩帶我們的臂章，而且從性質上看，不過就如同西方的童子軍，他們承擔一些臨時工作，例如幫助維持秩序、做一些清掃工作、提供急救等。”但日軍就連這些維持秩序的警察和“志愿警察”也不放過，1937年12月18日拉貝在致日本大使館二等秘書福井喜代志的函中記述，“我們昨天向貴方指出，貴軍從司法部抓走了50名著裝的警察和45名‘志愿警察’。在此我們還要指出，我方又有40名派駐在最高法院建筑物內的著裝警察被抓走”。

對于基層工作人員的工作與貢獻，《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報告書》給予高度評價：

多數(shù)下層工作人員，對烹煮、洗滌、汲水等工作勤勉不輟者，及多數(shù)半書記半監(jiān)督性質之人員，對數(shù)十萬難民，分別負責管理，排難解紛，保護病弱之人，并在極擁擠困難情形之下，為防御火患等工作者，其功亦殊不小。概言之，在收容所存在期內，所中無電力、無自來水、無宣泄積水之溝渠，無電話，亦無友好適當足以求助之警察。大城中多數(shù)之人均已遷移，而難民則為大城中之最貧苦者、殘廢者及最無能力之人。在此種情形之下，集體生活，實為一種偉業(yè)，此種偉業(yè)常博得外人評論，謂“此惟中國人所能忍受。惟中國人能和衷共濟，彼此間無甚嚴重之糾紛?！?/span>

這些基層工作人員多為志愿服務者，“職員于需要時，可領食米，與其他難民同，蓋彼輩除少數(shù)人外，實皆難民也”。在給友人的信中，魏特琳也特別提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工人，“此外還有工人在那段危險的時期，他們一直努力地工作——如果沒有他們幫忙，真不知道我們該怎么辦。他們自覺自愿地承擔額外的工作——不是住在校園里的人是不會體會到他們工作的繁重與艱辛”。

南京大屠殺期間，一些民間慈善機構的大量中方工作人員在難民救助中也充當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為救護中國傷兵，在日軍進城當天，馬吉等人在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總部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馬吉出任主席。委員會的成員幾乎由斯邁思一手指定。除了10多位歐美人士擔任委員之外，還吸收了3名中方人士，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李春南(Li Chuin-nan)、首都飯店經(jīng)理劉懷德（W．Lowe）任副主席，沈玉書牧師為委員。在拉貝等人的日記和書信中，劉懷德被記述為“洛先生”或“洛”，他多次參與難民收容所的督察工作。1938年1月底，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組建復興委員會，劉懷德?lián)挝瘑T會主任。1938年3月，他與同事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難民開通郵政、銀行、交通等多項服務，發(fā)放實物與現(xiàn)金救濟，開辦以工代賑等。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80余名員工參與了難民救濟工作，如施粥、施診、掩埋等等。粥廠設立于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內，每日施粥兩次，“上午自八時起至十時止，下午自三時起至五時止。此廠之設系專供給居住該校內之婦孺、難民吃食，每日領粥人數(shù)最多時曾至八千余人”。

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在安全區(qū)內成立辦事處，設立兩處粥廠、兩所診所，救助難民，同時，還組織掩埋隊掩埋遇難同胞尸體，“吾會同人，洞鑒此乃大劫，根據(jù)向抱慈善為懷之本意，相繼設立兩大粥廠(一在五臺山)(一在鼓樓金大)，而兩廠每日就食者不下萬人之巨，外有各收容所散放面饅，普施棉被、棉衣、鞋襪等類；一面又恐大兵之后瘟疫流行，在所不免，而難民區(qū)之居民有二十余萬，對于衛(wèi)生又未便研究，故又組織兩診所，廣施診斷，每日平均約在四百之多，外設救濟調查人員，散放米糧，掩埋隊逐日挨次殮收露尸，掩埋尸骸”。毫無疑問，紅卍字會的這些善舉需要耗費大量人力，僅掩埋隊一項，日常就有200多人，后來增加到600多人。

紅卍字會的不少員工是臨時加入的。在日軍到處肆虐的狀態(tài)下，參加國際委員會的工作，可以戴上帶有標志的袖章，甚至穿上帶有標志的背心、衣服，有助于保障自身的安全，此外，還能領取一點微薄的報酬。對于掩埋尸體這樣的工作，在和平時期，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但在大屠殺期間，這樣的工作有一定的吸引力。紅卍字會掩埋隊隊員李錦祥回憶說：“我們穿著藍底紅字的卍字會背心，前后都有卍字，穿了那身衣服，日本兵就不找麻煩了。日本兵進城不到一個月，我就參加埋尸，過了陰歷年就不干了。那時每天上午8點在永慶寺集合，下午5點左右收工回家，中午供應一頓午飯，發(fā)米作報酬。”

紅卍字會金陵大學粥廠的主管周慶興（Chou Chien-hsuen）手下有50名助手和150名勤雜工。在國際委員會看來，這個粥廠雇傭的工人人數(shù)太多。粥廠雖然是慈善團體開設的，其工作人員卻來自各個方面，在這里工作也同樣帶有避難性質。國際委員會秘書斯邁思在1937年12月26日給家人的信中記述，“我們留下的四個紡織工人（三個老工人和一個新學徒）來看我并祝圣誕快樂，又要求做特殊工作。林查理安排他們在大學的紅卍字會粥廠，他們對此很滿意”。幸存者周正城當年19歲，他回憶說，有一次他去五臺山小學，被日本兵抓住，那時他穿著西裝、戴著帽子，經(jīng)檢查后被釋放，經(jīng)此驚嚇，他的父親通過認識的紅卍字會負責人，將他送到金女大粥廠賣籌子。

大屠殺期間，鼓樓醫(yī)院盡管頻繁遭日軍騷擾，但因為屬于外國教會產(chǎn)業(yè)，運行相對正常，在難民和傷兵救治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根據(jù)顧碧的研究，1937年12月底，鼓樓醫(yī)院全部在崗職工約100人。淪陷初期，鼓樓醫(yī)院的工作人員大致可分為四部分：（一）原醫(yī)院職員，即南京遷都后留守人員；（二）1937年12月初開始，因人手不足而新招募的人員；（三）未能安全撤離南京的國民黨軍醫(yī)；（四）編外人員。其中，有姓名記錄的人員只有10多人，王志誠牧師擔任醫(yī)院行政助理，盧希賢牧師管理總務，藥房由楊姓藥劑師分管，黃又寧、沈文俊、高安華、王煥鵬、張紅英、殷翔等人是護士。年輕的張醫(yī)生1937年12月初從江陰醫(yī)院來到南京給威爾遜醫(yī)生做助手。到鼓樓醫(yī)院工作的國民黨軍醫(yī)主要有教導總隊衛(wèi)生隊的周紀穆醫(yī)生，野戰(zhàn)醫(yī)院祁明鏡院長、徐先青和祁剛醫(yī)生，楊姓藥劑師，孫姓護士長。教導總隊醫(yī)生李甫則在華僑路難民醫(yī)院從事醫(yī)療救助工作。

四、安全區(qū)中方工作人員的“消失”

????1938年2月21日，在安全區(qū)總部舉行的盛大招待會上，即將離任回國的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告別演說，高度評價了與歐美人士并肩戰(zhàn)斗的中方人員：

如果說我們外國人現(xiàn)在取得了一定成績的話，那我們有很大部分要歸功于——這點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忠實友好地幫助我們的中國朋友們。我們委員會各部門的實際工作都是中國人做的，我們必須坦率地承認，他們是在比我們冒更大危險的情況下進行工作的……

我謹向你們，各位先生們，以及你們的全體人員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謝。我希望，良好的合作精神和至今把我們連結在一起的友誼對你們大家都是永久長存的。請你們一如既往地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效力，使它的工作達到一個良好的、富有成果的結局。你們的工作將會載入南京的歷史史冊，對此我深信不疑。

1938年6月1日下午，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禮堂召開了一次有450余人參加的大會，會議的主要議程是給所有為總部委員會和20多個難民收容所的工作提供幫助的人頒發(fā)證書。與最高峰時的1500多人相比，此時的中方工作人員已縮減了一大半。當局勢稍有好轉之后，一些有知識有能力的人離開了，“當其困于南京之時，固樂為本會效力，此時則因迫于寓居他處之家屬之需要，急于另謀出路矣”。這些人員的離開，給國際委員會的工作造成了相當?shù)挠绊憽?/p>

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中方工作人員大多湮沒無聞?；鶎庸ぷ魅藛T，除了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有零星的記錄之外，大多數(shù)人連姓名都沒有留下。安全區(qū)管理人員的姓名，在《南京安全區(qū)檔案》以及歐美人士的日記、書信等資料中有一些零星的記載，多為英文記錄文本，能夠考證出中文名字的并不多。比如，李夫人是金陵神學院的舍監(jiān)，大屠殺期間，一直協(xié)助收容所所長陶仲良救助難民，她的全名至今無人知曉。

在救助難民的過程中，歐美人士最為倚重的是少部分大學教員、慈善宗教機構工作人員等“地方精英”。這些人由于各種原因被迫留在南京，他們利用自己的知識和能力，積極參加了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和各難民收容所、慈善宗教團體等組織，冒著生命危險協(xié)助歐美人士保護和救助難民，為南京難民度過艱難時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按照常理，他們完全有能力留下相關的記錄。但是，無論是戰(zhàn)時還是戰(zhàn)后，與安全區(qū)歐美人士留下大量書信、日記不同，這些參與安全區(qū)救助工作的“地方精英”似乎集體“消失”了。

拉貝的“深信不疑”可能落空了，至今我們在“南京的歷史史冊”中很難找到這些“地方精英”的身影。在閱讀南京安全區(qū)歐美人士的日記、書信，特別是《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等重要文獻時，其中涉及這些“地方精英”的部分描述，例如在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和國際紅十字南京分會以及20多個難民收容所等組織機構中擔任重要職務的中國人姓名。但是，我們沒有發(fā)現(xiàn)一本參加安全區(qū)工作南京“地方精英”的記錄，直到2001年12月，才發(fā)現(xiàn)一本由中國人記錄的《首都淪陷留守金校日記》，日記的主人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舍監(jiān)程瑞芳。為了保護、救助成千上萬的婦孺難民，已逾花甲之年的程瑞芳冒著生命危險，不辭辛勞協(xié)助魏特琳在校園內四處奔波，驅趕頻頻前來作惡的日軍士兵。作為難民收容所唯一的護士，程瑞芳還承擔了校內衛(wèi)生、產(chǎn)婦生產(chǎn)及兒童護理等繁重工作。這是到目前為止發(fā)現(xiàn)的唯一一本參加安全區(qū)難民收容所管理工作的中方人員寫的日記。作為一個中國人，程瑞芳將每天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記錄下來，為研究南京大屠殺期間南京難民的社會心理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觀察窗口。

令人奇怪的是，當時留在南京的“地方精英”中，程瑞芳的文化水平并不高，早年畢業(yè)于武昌護士學校。而陳嶸、湯忠謨、韓湘琳、齊兆昌、許傳音、王耀廷、陳斐然等人都受過高等教育，精通外語，對南京大屠殺慘痛的歷史更有能力留下記錄和思考，但我們卻沒有發(fā)現(xiàn)他們有關的日記、書信或其他文獻資料。而且，在戰(zhàn)后南京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審判谷壽夫，以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zhàn)犯時，他們應該也有能力出庭作證或提供相關信息，但最終只有許傳音、歐陽都麟等少數(shù)人在南京審判作證，許傳音后來還在東京審判作證，留下了法庭證詞，其他絕大多數(shù)當事人卻沒有作證。

當然，也偶有例外。1945年12月18日，蔣介石抵達南京進行短期的巡視，國民政府主席行轅秘書處以蔣介石的名義張貼公告，號召民眾檢舉、揭發(fā)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日軍暴行。金陵大學附中難民收容所所長姜正云將他在大屠殺期間所撰寫的《南京金中難民收容所記錄》一冊呈送蔣介石，國民政府主席行轅秘書處1946年1月15日曾復函，“臺端卅四年十二月 日密呈主席函一件已經(jīng)呈閱示，奉諭批覽紀錄，具見忠誠，至堪嘉勉，所請工作一節(jié)，容俟派員約談辦理可也”。他在戰(zhàn)后填寫的履歷表中，多次出現(xiàn)“南京難民區(qū)國際救濟委員會第二區(qū)區(qū)長兼金陵中學收容所所長”，以及“南京難民區(qū)國際救濟委員會紀念證書”。但姜正云的密呈并未引起任何反響，他履歷表上所填寫的有關大屠殺時期的經(jīng)歷也未泛起任何波瀾。

1949年南京解放和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反對美國武裝日本”運動以及冷戰(zhàn)的影響，南京大屠殺期間參加由歐美人士組織的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及其協(xié)作機構的“地方精英”，對淪陷時期的這段經(jīng)歷大都選擇了緘默。金陵神學院收容所所長陶仲良生于1883年，曾是前清附生，略通醫(yī)術，是金陵神學院資深國文教員，曾任司徒雷登的中文老師。對他在難民收容所扶危濟困的經(jīng)歷，他的家人幾乎毫不知情。他的孫子、孫女在童年時期與他在一起生活，在他們的眼中，爺爺陶仲良是一個“正直善良，樂于助人”，“一生省吃儉用，卻熱心接濟生活困難的人”，他們從未聽爺爺講過收容所的往事?？梢酝茰y的是，他們即使在戰(zhàn)爭期間留有相關日記和書信，后來也可能偷偷地燒毀了，對此，2003年12月在采訪許傳音的后代時得到了印證。

毫無疑問，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冒著生命危險、不計報酬、義無反顧投入到南京安全區(qū)保護和救助難民的中方工作人員，與留在南京的歐美人士一樣，他們也是英雄。作為史學工作者，我們有責任與義務讓他們的義舉為更多的人所熟知，真正載入“南京的歷史史冊”中！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