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鄒雙雙 文學博士，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內(nèi)容摘要 石川達三在南京、上海隨軍采訪后寫下的《活著的士兵》，揭露了日軍進攻南京前后的種種暴行，是對南京淪陷的一種文學再現(xiàn)。該作在日本遭禁，但迅速由張十方、夏衍、白木譯至中國，數(shù)年間多次發(fā)行，被視作足以激勵中國軍民抗戰(zhàn)的一部作品。改革開放以后，在戰(zhàn)爭歷史記憶遭遇遺忘、扭曲和日本政府逃避戰(zhàn)爭責任的時代背景下，《活著的士兵》再度被譯出。該書的中譯本在不同時期被賦予不同社會意義，并滿足社會需求，其翻譯、出版歷程彰顯出譯者及出版機構在抗戰(zhàn)時期及和平年代勇?lián)鐣熑蔚目少F精神。

關鍵詞《活著的士兵》 ?南京暴行 ?翻譯 ?戰(zhàn)爭記憶與敘述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25日，日本首屆芥川龍之介文學獎獲得者石川達三從東京出發(fā)南下神戶，乘坐軍用貨船赴上海，翌年1月8日抵達南京。時南京正處于日軍的鐵蹄蹂躪下，南京百姓還在遭受屠殺與殘害。石川達三踏足血洗中的南京，耳聞目睹日軍奸淫掠劫的種種暴行，并據(jù)此段時期的見聞寫下《活著的士兵》，為人們認識南京淪陷提供了文本材料。該書被中國學者評為“日本‘戰(zhàn)爭文學’中罕見的，甚至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具有高度真實性的作品”，亦被日本學者譽為“戰(zhàn)時發(fā)表的作品中，唯一一部正面描寫深受國民信任的‘皇軍’之不人道行為的作品”。

本文旨在梳理石川達三《活著的士兵》在中國的翻譯史。關于此點，王向遠《日本文學漢譯史》（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河原理子《戰(zhàn)爭與審查：重讀石川達三》（巖波書店，2015年）等均言及抗日戰(zhàn)爭時期該書的中譯情況，但沒有深挖細描具體的翻譯出版過程，且對翻譯活動中的核心人物——譯者缺乏必要的關注，也未能將視野延伸至戰(zhàn)爭結束后的和平年代。鑒于此，本文重點考察該作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譯本的誕生歷程與影響，兼顧抗戰(zhàn)勝利后的和平年代的重譯，聚焦譯者，呈現(xiàn)翻譯在不同時代的社會需求及譯者的擔當。

一、《活著的士兵》的創(chuàng)作與禁售

自1937年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后，日本各媒體對戰(zhàn)爭的報道熱情空前高漲，《文藝春秋》《日本評論》《改造》《主婦之友》等雜志紛紛支援作家赴華進行戰(zhàn)地采訪。一時戰(zhàn)地報告、從軍記等紛涌出現(xiàn)，成為文壇主流?！吨醒牍摗芬膊桓事浜?，委托石川達三赴華采訪。石川達三，1905年出生于秋田縣，1935年憑借《蒼氓》摘取首屆芥川龍之介文學獎，一躍成為文壇新星?！渡n氓》之后，石川又創(chuàng)作《背陰之村》（1937年），進一步鞏固其作為社會派作家的文壇地位，創(chuàng)作勢頭如日中天。接到《中央公論》的邀請，石川欣然應承，因為他早已對千篇一律的戰(zhàn)爭報道心懷不滿，認為“戰(zhàn)爭可不是這個樣子”，決心“要寫出與這些截然不同的從軍記給大家看看”。石川在華采訪時間短暫，南京八天、上海四天。南京期間耳聞目染的種種情景令他震撼：“南京市民被隔離在難民區(qū)，城內(nèi)街上尸橫遍野，稱之為死城最貼切不過。第一次見到的戰(zhàn)場，讓我心靈顫抖?！?/span>回國后，石川晝夜不分，伏案十天創(chuàng)作出《活著的士兵》。該作約12萬字，把進攻南京并參與南京大屠殺的高島師團西澤聯(lián)隊倉田小隊中的笠原伍長、片山和尚、近藤一等兵等作為核心刻畫對象，描寫了他們在南下途中的殘虐、消沉、空虛與迷茫，以及在進攻南京前后作出的諸種暴行。如小說寫攻入南京后的近藤一等兵的心理：“‘瞧，我會玩姑娘了’，‘瞧，我會踩著中國兵的尸體過去了’，‘瞧，我會放火燒房子了’，到處夸耀自己?！睂憸S陷后的南京：“大街上還躺著不少尸體，暴曬好幾天，已經(jīng)發(fā)黑了。夜晚，狗和貓爭先恐后地來啃尸體。”寫慰安所：“在南京市內(nèi)日本軍人開了兩家‘慰安所’以滿足那些身體健壯、思想苦悶的軍人的肉欲?！麄冞M入了長長的行列，等候買票。一個士兵從鐵柵欄里出來，另一個士兵才被放進去……平尾一等兵每天都到‘慰安所’去，回來后對戰(zhàn)友們說：‘我不是去嫖女人的。你不知道有這么一句詩嗎？——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我是去安慰亡了國的女人們的。’”這些都披露出南京淪陷后的景況及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罪惡。

1938年2月17日，《中央公論》編輯部刪去小說最后兩章，隱去敏感之處，將其付印于該年3月刊，翌日即因“含有反軍性質(zhì)、不符時局”而遭禁售。中央公論社主編被停職，石川本人接受警視廳的調(diào)查。8月，石川遭到起訴，最終被處以四個月監(jiān)禁，三年緩刑。這便是當時震驚日本文壇的“筆禍事件”。

《活著的士兵》一面世即遭禁售、查封，幾乎從日本讀者面前銷聲匿跡，但也有漏網(wǎng)之魚。據(jù)一審時的《公審記錄》，《中央公論》3月刊共發(fā)行約73000本，其中約70000本送到各書店委托銷售，約2000本在正式發(fā)售之前就以免費贈閱的名義寄至個人手里，亦有在發(fā)售之前直接寄到海外訂閱者或經(jīng)銷處的。該期被禁售、沒收，但仍有18000余本逃離沒收之難。于是，《活著的士兵》得以開始了中國之旅，不僅有節(jié)選譯文見于《大美晚報》《文摘》《雜志》等報紙、期刊，譯本也接二連三誕生：1938年6月廣州文摘社出版張十方譯《活著的兵隊》，7月廣州南方出版社出版夏衍譯《未死的兵》，8月上海雜志社出版白木譯《未死的兵》。如此這般，《活著的士兵》并非部分學者所認為的“直到1987年，中國的讀書界和出版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并未對這部戰(zhàn)爭期間寫的小說產(chǎn)生什么興趣”，而是在其誕生不久就獲得了關注。

二、戰(zhàn)時中譯本的誕生與發(fā)行

首個中譯本是張十方譯的《活著的兵隊》。張十方，原名張廣楨，1914年出生于東莞，1937年4月留學日本，9月因參加抗日活動被捕，入獄兩個多月。11月回國后，他繼續(xù)以筆代槍參與抗戰(zhàn)，先后在武漢、重慶等地擔任《新民報》《自由報》等的編輯，著譯多部，另作有報告文學《東京牢獄中》（黎明書局，1938年）、文學評論《戰(zhàn)時日本文學》（前進新聞社、1942年）等。在《從南京大屠殺說到<活著的兵隊>》一文中，張十方回顧了此書的翻譯原委。1938年3月初，他在漢口收到文摘社主編孫寒冰從上海寄來的日文版《活著的士兵》。接到孫寒冰委托后，張十方“始終帶著悲憤的心情”，開始了翻譯工作。他后來回憶說：

我當時還具有一種很不正常的體溫，返國前，為東京本鄉(xiāng)區(qū)警察署留置場兩個多月的地獄境所磨折著的身體，于返國后底兩三個月中，也不曾有著半點兒修養(yǎng)，疲憊創(chuàng)傷的身心再加上不停的搖筆桿，我已經(jīng)有點兒支撐不住的樣子。但我還是決定拼著命，在鬧嘈嘈的妓院里（當時為了房荒，文摘社是在漢口聯(lián)保里一家妓院里分租著一間房間擠著的），以最大的速度，于二十天內(nèi)把六萬字的《活著的兵隊》的譯文繳了卷。而且來不及再仔細對校一遍，便立刻送到廣州排印去了。

經(jīng)過二十天的奮筆疾書，張十方于4月份完成翻譯，譯稿于6月在廣州印刷出版?！痘钪谋牎酚衫杳鲿职l(fā)售，經(jīng)售點分布在廣州、漢口和重慶。黎明書局于1929年由孫寒冰、伍鑫甫、章益等教授一起創(chuàng)辦，最初旨在及時介紹世界名著，推出過“英漢對照西洋文學名著譯叢”“社會科學名著譯叢”等，影響很大。除了黎明書局外，孫寒冰還于1937年1月1日創(chuàng)辦《文摘》（1937年9月28日改名為《文摘戰(zhàn)時旬刊》），視《文摘》為其一生最大的事業(yè)，始終以“抗戰(zhàn)第一”為編輯方針，并憑靠其本人淵博的學識、銳利的眼光以及復旦大學學術資源的支持，使《文摘》成為“抗戰(zhàn)時期一校一刊珠聯(lián)璧合的又一典范”。孫寒冰身為該刊主編，從文章選擇到翻譯、審校等多個環(huán)節(jié)，無不親力親為。事實上，1938年2月文摘社翻譯、出版了原載于《中央公論》1938年正月號之特別附錄的《遠東軍備現(xiàn)勢》，由是孫寒冰關注到《活著的士兵》也就不足為奇了。

黎明書局發(fā)行的雜志中，上文提及的《文摘》最具影響力?！段恼愤x載國內(nèi)外各報刊的名文，非常暢銷，發(fā)行量最多時達四五萬份。日本開始全面侵華后，黎明書局盡管受戰(zhàn)事影響經(jīng)營慘淡，但仍推出“文摘小叢書”，《活著的兵隊》便是其中一種。張十方譯完《活著的兵隊》后，將其中一章發(fā)表于《文摘》1938年第17期上，題作“活躍京滬線”，并在附言中寫道：“中央公論為了發(fā)表這篇小說受到停刊數(shù)月的處分?！边@樣的說法與事實不符，雖然，《中央公論》3月刊于1938年2月18日被禁售，但很快就獲得“分批返還”的許可，裁去《活著的士兵》的刊載頁面后，2月21日重新發(fā)行了修訂版。有鑒于此，《文摘》第18期編者為此作了更正申明：“目前中央公論仍照常發(fā)刊，但作者石川達三已被敵警視廳申斥，中央公論編輯長雨宮庸藏休職處分，謹此更正。”。接著，《活著的兵隊》的中譯本登上《文摘》第19期的“新書預告”。在暢銷雜志《文摘》連續(xù)三期的宣傳助推下，《活著的兵隊》盡管文字有錯漏，排印不良，但依然“很賣行”。

后來張十方將孫寒冰寄來的日文版《活著的士兵》贈送給當時活躍在中國的日本世界語作家綠川英子。筆者沒有查閱到綠川英子的《活著的士兵》世界語譯本，但據(jù)黃俊英《二次大戰(zhàn)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介紹，1938年香港創(chuàng)辦的國際世界語雜志《遠東使者》曾以世界語轉(zhuǎn)載過石川達三的長篇小說《未死的兵》。此處所言《未死的兵》大概即綠川英子所譯世界語版《活著的士兵》。

1938年7月，南方出版社出版夏衍譯《未死的兵》。夏衍既是劇作家也是翻譯家，留學日本近七年，1927年歸國后至1940年，先后翻譯出版蘇俄、日、德等國家的文藝理論和作品近30部，其中對日本文學和理論著作的翻譯占據(jù)三分之二?！白舐?lián)”成立前后的1928年到1934年，夏衍非常關注日本文壇動態(tài)，致力于日本作品的翻譯介紹，先后翻譯多部日本小說、戲劇集，如菊池寬的《戲曲研究》、金子洋文的小說集《地獄》等。翻譯《未死的兵》時，夏衍正在廣州主編《救亡日報》進行文化抗戰(zhàn)，譯書出版后也由救亡日報社總經(jīng)售?！毒韧鋈請蟆纺松虾Ｎ幕缇韧鰠f(xié)會的機關報，創(chuàng)刊于1937年8月24日，社長為郭沫若，總編輯為夏衍，該報“廣開言路，報道各黨各派、各種政治力量的抗日主張和活動，宣傳堅持抗戰(zhàn)，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不少著名政治家、學者、文化人為報紙撰稿，很受讀者歡迎，影響遍及西南、華南各省與海外”。上海淪陷后，《救亡日報》遷至廣州，成為中共在粵港地區(qū)最重要的輿論陣地。南方出版社是《救亡日報》的出書機構，其出版的第一本書即夏衍譯《未死的兵》，出版后一直很暢銷，南方出版社也因此聞名于世?！毒韧鋈請蟆沸麄鳌段此赖谋窌r稱：“這是一本哄動了日本的書，哄動了中國的書，也是哄動了世界的書，這是日本獸兵奸淫擄掠的自供，也是我們同胞被蹂躪被虐殺的報告?！?/p>

繼張十方和夏衍的譯本之后，1938年8月又有白木譯《未死的兵》面世。關于白木的生平等，受資料限制，尚不明了。其所譯《未死的兵》由《雜志》社發(fā)行。《雜志》由呂懷成、劉濤天創(chuàng)辦于1938年5月，旨在“反映世界反法西斯陣線的呼聲、英美等國報紙的言論和國內(nèi)抗日報刊的言論，引導民眾辨別是非、抗戰(zhàn)愛國”?！峨s志》對《未死的兵》的宣傳報道不遺余力，創(chuàng)刊號登出白木譯《未死的兵》的部分譯文，第1卷第2期的《日本的雜志界 文化動態(tài)匯報》報道石川達三作品被禁售、《中央公論》主編受處分之事，第1卷第3期刊載蘇聯(lián)《真理報》的《由〈未死的兵〉說起》，1938年第2卷第1期譯載石川達三的《戰(zhàn)時日本農(nóng)村風景》。第2卷第2期又刊出《中國人血寫的書》和《石川達三判刑記》，前者主要介紹石川達三和《未死的兵》，后者重點介紹石川達三受處分之事，順帶宣傳白木譯《未死的兵》：“初版于八月中出書，現(xiàn)已銷盡?，F(xiàn)雜志社于即日起開始再版，每冊僅售一角五分，各書店報攤均有代售?！庇謸?jù)《雜志》1939年第5卷第4期的廣告，此時已經(jīng)“三版出書”。

三、戰(zhàn)時中譯本在中國的影響與譯者主體性的發(fā)揮

如前文所述，戰(zhàn)時的三個中譯本均一版再版，書評和讀后感也接踵而至，反響熱烈。下引讀后感是為代表性觀點：

《未死的兵》是一個具有正義感的日本作家暴露侵略戰(zhàn)爭罪惡的一部力作。他逃過日本國內(nèi)嚴密的檢查網(wǎng)，出現(xiàn)于日本文壇上，現(xiàn)在更呈獻到異國人之前。無疑的，他將在暗黑中低低地叫醒那些被麻醉的日本大眾，他將激越地向全世界控訴日本軍閥的橫暴，他將燃燒起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我們中國底更熾烈的反抗火焰。這是多么值得我們重視的一部作品呀！

作品中日本士兵的兇殘能夠激發(fā)中國民眾更深的仇情恨意，作品中日本士兵流露出的萎靡、厭倦心理也更加堅定了中國民眾的抗戰(zhàn)信心?！渡陥蟆罚ㄏ愀郯妫┰谠u論日本從軍作家火野葦平的《麥與兵隊》的中譯本時指出，認識日本士兵對戰(zhàn)爭產(chǎn)生的厭倦、恐怖、懷疑與不滿心理，對于我們的抗戰(zhàn)異常重要；作品讓我們更加堅信日本軍閥的侵略必然失敗，中國民族的反侵略戰(zhàn)爭必然勝利。這篇評論引用了日本作家淺野晃的一段話：“從來日本文壇上認為了不起的作品，經(jīng)過中國報紙雜志翻譯過去刊登后，中國的人讀來，簡直是一篇‘抗日’‘侮日’的好材料?！蔽恼略u論的雖然是《麥與兵隊》，但文中觀點同樣適用于《活著的士兵》。

《活著的士兵》能成為“抗日”“侮日”的好材料，能激發(fā)中國民眾的仇恨并堅定抗戰(zhàn)決心，發(fā)行機構功不可沒。他們迅速敏銳地捕捉到《活著的士兵》之于抗戰(zhàn)的價值并作積極的宣傳，方使譯本能在短時間內(nèi)迅速誕生，獲得廣泛的關注和閱讀。而作為既是原文信息接受者又是譯文文本創(chuàng)造者的譯者，其主體性的發(fā)揮直接影響讀者的審美與判斷乃至譯本效力的釋放。譯者主體性通常體現(xiàn)在譯者對翻譯文本的選擇，對作品的理解、闡釋與語言層面的藝術再創(chuàng)造，譯本序跋對譯作預期效應的影響等。張十方《譯者序》開篇即評論說，“這是一篇在人類的文化史中最野蠻最殘酷的獸行的記載”，文章還說，“這篇小說中，除了有我軍英勇抗戰(zhàn)的可歌可泣的記述外，更逼真而又老實地描寫出‘皇軍’的獸行及敵軍厭戰(zhàn)的心理”。1942年，他在《戰(zhàn)時日本文壇》一文中則寫道：“雖然仍不免有過分夸張敵兵英勇及惡意地蔑視我國的地方，但在能夠坦白地暴露日寇殘暴淫污下流這點上，它實是日本文學史中戰(zhàn)爭文學項內(nèi)的第一部?！眱蓜t評語略有不同，后者客觀地指出作品的不足，前者沒有，言其“有我軍英勇抗戰(zhàn)的可歌可泣的記述”也不符合作品內(nèi)容。1938年時的張十方如是評價不足為怪，因為他翻譯該作的目的在于讓日軍“最野蠻最殘酷的獸行”廣為人知。

白木亦作有《譯者序》，言“著者不昧良心，不肯掩飾戰(zhàn)爭過程中慘酷的事實與兵士們對戰(zhàn)爭的反感……把事實客觀化，這就是這篇小說的不朽價值”。不同于章節(jié)結構、情節(jié)內(nèi)容、篇幅段落基本忠實原文的張譯本和夏譯本，白木譯本僅譯出原作的三分之一。他自評是“非藝術化”的譯文，不僅因為篇幅大幅縮短，也因為摘譯部分集中于描寫日軍的燒、殺、搶、掠、淫，字里行間的血腥味較之原作更為濃厚。原作不乏對部隊行動路線的交代，亦有描寫士兵行軍路上的交流及日常所思，但譯者視這些為旁枝末節(jié)，聚焦性地譯出日軍燒、殺、搶、掠、淫的場景。白木還將日文版本的十章改成十三章，分別冠以 “支那青年、征途、牛、姑娘、醫(yī)學士、從軍和尚、戒指、哭聲、白糖、傷兵醫(yī)院、南京、虹口、余話” 的各章標題，從而使原作中的中日沖突更具場景性。故有讀者稱該作“通篇都是恐怖與殘殺！‘活著的兵隊’是日本兵，死了的是中國人！這是用日本作家的筆，蘸了中國人的血來寫的書”。翻譯動機是體現(xiàn)譯者主體性的重要部分，翻譯過程中譯者所要達成的目的甚至決定了翻譯所應采取的方法策略。白木大刀闊斧地削減原文，正是為了使《未死的兵》更好地符合中國當時的文化語境——抗戰(zhàn)。

譯者主體性的發(fā)揮還體現(xiàn)在對語詞的翻譯處理上。原作中，無論是在作者的敘述中還是作品中不解漢語的日本士兵的言辭里，都有用“你”代指中國人。此處的“你”被標注成中文發(fā)音“ni”，而非日語發(fā)音。張十方有時采用轉(zhuǎn)換法將“你”譯成“中國人”，有時根據(jù)語境譯成“家伙”；夏衍則直譯成“你”，并加上“敵兵只曉得一句中國話‘你’，于是就將‘你’當做中國人的代名詞了”，有時也譯成“家伙”等。譯者讀出“你”中含有日本兵抹殺“中國人”這一文化身份、蔑視個體存在的傲慢與優(yōu)越感。又如，原作中有一處描述日本兵平尾的感慨，其中提及蔣介石。張譯作：“中國永遂不滅，不管所謂新生活云云，要改變這樣的人民，是絕不可能的。”夏譯作：“中國是永遠不亡的！不論×××如何提倡這新生活，要改變這樣的人民，是絕對不可能的?！毙律钸\動指由蔣介石1934年在南昌發(fā)起的社會風氣革新運動，一直持續(xù)到國共內(nèi)戰(zhàn)結束。原文中有“蔣介石”三字，但兩譯者都刻意隱去，處理方式可謂異曲同工。張十方和夏衍主張堅決抗日，對在華北事變前對日有過妥協(xié)、退讓甚至圍剿共產(chǎn)黨的蔣介石或是心存芥蒂，不愿在譯文中言及，何況蔣介石在原文中是作為正面形象被提及。這種漏譯行為有背“忠實”的翻譯原則，但從這些細微的詞語處理方式中，我們能見出譯者們的政治立場與抗日決心。

譯者還借助名家的“序言”、插圖、裝幀等副文本助推《活著的士兵》的傳播。夏衍在抗日文化界聞名遐邇，其所譯《未死的兵》由日本反戰(zhàn)作家鹿地亙作序。鹿地亙因發(fā)表反戰(zhàn)言論而遭日本迫害逃亡到中國，與魯迅亦有往來，在中國文藝界名聲斐然?！缎颉窞槁沟貋冎孪难艿囊环庑牛趯κㄟ_三的創(chuàng)作風格和日本文壇的黯淡加以介紹后，稱石川達三“暴露了現(xiàn)在已經(jīng)世界周知的侵略戰(zhàn)爭的殘酷，和由于失掉了希望的兵士們的絕望而產(chǎn)生出來的一切獸行”，同時指出貫穿這部作品的始終是“絕望的黯?！薄４送?，譯本由章郁作插圖，錢君匋設計裝幀。錢君匋曾任開明書店音樂美術編輯兼書籍裝幀設計，為魯迅、葉紹鈞、茅盾、豐子愷、巴金等許多著作做過裝幀設計和封面繪制，1937年還創(chuàng)辦萬葉書店，主編抗日救亡文藝期刊《文藝新潮》。譯者、作序者、裝幀者皆為名家，無怪《未死的兵》備受矚目。而在白木譯本中，畫家汪子正所作插圖具有震撼人心、令人不忍直視的視覺沖擊力。白木譯本每一章首頁配有插圖，均以“殺”“傷”為主題，如日本士兵殺害中國青年、掠奪老婦人的水牛等，直觀地揭露出日本士兵的兇暴殘虐。

譯作的形象受兩種因素的制約：譯者的思想意識和當時在接受語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詩學?！痘钪氖勘纺茉诳谷諔?zhàn)爭時期的中國“轉(zhuǎn)世重生”，是特定社會語境選擇的結果，也是譯者以及作序者、發(fā)行者等譯事參與者秉著愛國情懷通力合作滿足這種特定社會需求的結果。

四、戰(zhàn)時中譯本對“筆禍事件”的影響

日本早在明治初期就制定條例對圖書、定期出版物進行管控，后來又頒布《出版法》和《報紙法》分別對此兩大類進行言論管制。其中針對報紙、期刊等定期出版物，1875年制定《報紙條例》，后幾經(jīng)修訂，1909年制定《報紙法》，該法一直沿用至1945年9月?！秷蠹埛ā芬?guī)定期刊在發(fā)行時必須送交印本至內(nèi)務省、受轄的地方官廳、地方法院、區(qū)法院接受審查，若發(fā)現(xiàn)“擾亂安寧秩序”或“敗壞風俗”，則禁止發(fā)售，必要時查抄、沒收，嚴重者作司法處分。

《活著的士兵》經(jīng)審查被判定為“擾亂安寧秩序”，按照先例接受禁售、沒收的行政處分即可，而結果是石川達三落得司法處分，這其中含有多重因素。首先，日本開始全面侵華后，在原有的《出版法》《報紙法》的基礎上又頒布《陸軍省令第二十四號》（1937年7月31日公布施行）、《海軍省令第二十二號》（1937年8月16日公布施行）、以及《國家總動員法》（1938年4月1日公布施行）等，嚴格管制言論，審查制度變得苛刻至極。南京淪陷前后，日本各媒體對此進行了鋪天蓋地般的報道，但由于言論管制，報道的都是日本國民為“南京即將陷落”如何興奮、狂熱，等待入城的“皇軍”如何英姿颯爽，入城儀式如何恢宏壯麗等，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則在審查時就被刪掉，無以見報見刊。外務省情報局甚至頒布了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新聞法，并介入審查涉及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向國民封鎖、隱瞞一切有關報道。不僅如此，進入日本國內(nèi)的外國出版物也要遵守《出版法》和《報紙法》，接受內(nèi)務省的審查。其中亦有不少因為報道南京大屠殺而遭受禁止處分的，其理由為“使皇軍失去威信”、“侵犯皇軍尊嚴”、“鼓吹抗日”。這一類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在1938年2月猛然見增，多達百余件?！痘钪氖勘方邮軐彶檎?938年2月，值審查制度嚴化時期，也是日本政府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與書寫尤為敏感的時期。

其次，法官個人原因。法律由人執(zhí)行，判決含有法官個人主觀因素。石川達三本人認為審判有失公正，也有觀點認為如是判決乃法院對軍部察言觀色使然。

另外，梳理外文翻譯版本的出現(xiàn)與事件發(fā)展之間的時間關系，可知前者對后者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3月16日石川達三接受警視廳調(diào)查，3月27日《讀賣新聞（夕刊）》報道，《活著的士兵》遠渡美國，被某日裔二世譯成英語，并印刷成冊，但在發(fā)行之前被日本駐美國領事館沒收。報道評論說：“鑒于出版業(yè)者的無心之舉惹起如此重大的派生性事件，想必當局以后會加強審查并警告各出版業(yè)者提高覺悟?！?月29日《都新聞》報道了白木譯《未死的兵》載于《大美晚報》一事：

[上海菊池特派員二十八日發(fā)]?被禁售的《活著的士兵》的作者石川達三氏、中央公論編輯們在接受審查當局的問責之前，上海發(fā)行的美系中文報紙《大美晚報》開始堂而皇之地譯載《活著的士兵》。上海日本當局非常重視事態(tài)的發(fā)展，居留上海的日本人也在關注?！g文為摘譯，出自筆名為白木的男子，題為“未死的兵”。奇怪的是，他竟能獲得原文，而且“中國青年的死”“征途”等這些被審查當局視作最危險之處、且被刪除的地方有被譯出來。有人認為，譯文極有可能被惡意用作面向中國民眾、甚至外國的宣傳資料。

《都新聞》的報道并不準確，讀白木譯文可知，其所依據(jù)的原文也是《中央公論》刊載的刪減版，而非完整版。4月28日，警視廳以石川達三等違反《陸軍刑法》和《報紙法》為由，將相關資料送交檢察局。6月，張十方譯《活著的兵隊》出版，7月夏衍譯《未死的兵》出版，8月白木譯《未死的兵》出版。而在8月4日，石川達三等三人被起訴，9月5日一審判決石川達三和《中央公論》主編監(jiān)禁4個月，緩刑3年。由上可知，外文翻譯版本尤其是中譯的出現(xiàn)引起了日本當局的警惕，也一定程度加劇了事件的情節(jié)嚴重程度。

石川達三當時也已經(jīng)預感到中譯本對審判會有負面影響。他在接受調(diào)查期間創(chuàng)作了《結婚的生態(tài)》，其中有段敘述影射譯本對石川的影響:

法官表情嚴肅剛正不阿地宣判了有期徒刑四個月緩期執(zhí)行三年的審判結果，又語氣平緩地加了一句：“本人對于被告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動機和意圖給予充分的同情理解，但遺憾的是，其結果反而擾亂了社會秩序。尤其是被告必須承擔該作在外國被翻譯被惡意利用的責任?！?/span>

多重因素的疊加致使原本以為行政處分（即禁售、沒收）便可了之的事情，發(fā)展到司法處分，最終讓石川達三抱罪而歸。這是他本人始料未及的，也讓日本文壇作家不寒而栗。日本當局如此從嚴處置，“是警告戰(zhàn)時從事創(chuàng)作的日本作家‘文學’應該如何，也是以法之名向作家們宣言：獨立于當權方思想之外的自由的‘文學’創(chuàng)作已然不可能”。自此，日本戰(zhàn)時文藝界只能回避書寫南京大屠殺，亦步亦趨地創(chuàng)作鼓吹侵略戰(zhàn)爭、為軍國主義服務的“國策文學”。

五、作為歷史記憶的和平年代的中譯本

一部文學作品在域外讀者心目中的經(jīng)典地位往往是通過翻譯確立起來的?？谷諔?zhàn)爭時期，在特定歷史語境和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下，《活著的士兵》數(shù)月間復譯不斷，確立了其在中國讀者心中的戰(zhàn)爭文學經(jīng)典作品地位。抗戰(zhàn)勝利，中國社會文化語境大變，《活著的士兵》是否再無譯者關注、淡出讀者視野？并沒有。隨著戰(zhàn)后日本《報紙法》的廢止，1945年12月《活著的士兵》得以按照完整的原稿由日本河出書房出版，真正意義上的中譯全本也于1987年、1994年、2008年面世。不同于抗戰(zhàn)時期短時間內(nèi)井噴式的復譯，這三個譯本的誕生有一定的時間間隔、譯者的翻譯動機也略有不同。

197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日本電影隨之進入我國觀眾的視野。該年10月至11月，《望鄉(xiāng)》《追捕》《狐貍的故事》在各大城市巡回放映，由石川達三同名小說改編而成的《金環(huán)蝕》也于同期上映，為人所熟悉。乘著這股東風，1980年代初，石川達三的《金環(huán)蝕》《骨肉至親》《青春的蹉跌》《風中蘆葦》《破碎的山河》等作品相繼由山東大學金中翻譯出版。

1987年，《活著的士兵》作為昆侖出版社“外國軍事文學譯叢”之一由鐘慶安和歐希林合譯出版。譯者在《譯者的話》中稱：“這部著作又是日軍侵華暴行，特別是南京大屠殺的有力見證?！弊g者如此強調(diào)翻譯該作的價值，與當時日本對侵華戰(zhàn)爭、南京大屠殺的認知相關。戰(zhàn)敗以后，日本受美國單獨占領，戰(zhàn)爭責任問題在向冷戰(zhàn)過渡的歷史進程中得到寬大處理，美國霸權之下國際地位較低的亞洲各國的獨自要求遭到無視，這種獨特的戰(zhàn)后處理方式致使日本社會忌談戰(zhàn)爭，沒能形成承認并反思侵略戰(zhàn)爭的歷史共識。而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華戰(zhàn)爭中日本軍隊進行殘害屠殺的典型事件，自發(fā)生之日起就通過各種途經(jīng)為世人所知，戰(zhàn)后的東京審判也認定其乃史實。然而其作為歷史事實，也未在日本國民中形成共識和記憶。1955年以前，日本教科書對此尚有記載，但該年民主黨對此類教科書展開攻擊，教科書審查被強化，導致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教科書中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記載一律被刪除，出版界出現(xiàn)“南京大屠殺虛構論”。1970年代，日本言論和新聞報道領域甚至形成“南京大屠殺否定論”。1980年代，圍繞南京大屠殺問題的爭論正式展開，時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還公開批判承認戰(zhàn)爭侵略性的觀點，作為戰(zhàn)后首相首次參拜靖國神社。記載有“侵略”“南京大屠殺”的教科書再度遭到攻擊，被強行要求將“侵略”修改成“進入”“侵入”等字眼，對侵略史進行美化。針對這種種動向，中國政府和學界作出回應，1985年建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展示鐵證以駁斥企圖歪曲史實、回避戰(zhàn)爭責任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鐘慶安和歐希林合譯的《活著的士兵》應運而生。第一譯者鐘慶安為歷史學者，研究外國軍事，針對80年代日本學界出現(xiàn)的違背史實的學說進行過學術批判，譯出這部《活著的士兵》可謂是他進行批判的另一武器。

1994年10月，80年代初潛心譯出一系列石川達三作品的金中也譯出《活著的士兵》，譯名為《活著的士兵——南京大屠殺1938》，由文化文藝出版社出版。譯者將“南京大屠殺1938”作為副標題，意味深長?！蹲g者前言》中有提及兩件事，一是當年5月新上任的日本法務大臣永野茂門宣稱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二是8月日本環(huán)境廳長官櫻井新否認日本有過侵略中國的意圖。90年代初，泡沫經(jīng)濟的崩潰使日本意識到需要進一步加強與東亞、東南亞國家的經(jīng)濟合作，此時期上任的細川護熙、羽田孜、村山富市三位首相也展現(xiàn)出對侵略行為和殖民統(tǒng)治要反省并道歉的態(tài)度。關于南京大屠殺，隨著相關資料集和歷史書籍的相繼出版，持否定態(tài)度的“幻影說”“虛構說”不攻自破，其存在與否的爭論也在學術層面畫上句號，尚有爭議的是規(guī)模問題。盡管如此，日本執(zhí)政黨內(nèi)部的保守派依舊頑固地拒絕承認戰(zhàn)爭的整體性質(zhì)為“侵略戰(zhàn)爭”，繼續(xù)拒絕亞洲各國的賠償要求。上述1994年日本法務大臣和環(huán)境廳長官發(fā)表違背史實的言論也是基于這種背景。譯者金中對此頗感氣憤，認為“《活著的士兵》一書對日軍士兵在中國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進行了無情的揭露”，故譯出以反擊日本政界否認侵略、否認大屠殺的可恥言行。

2008年，在南京大屠殺70周年之際，唐卉譯《活著的士兵》作為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的“戰(zhàn)爭系列文集”之一出版。這套文集由許金龍任總編，收錄的四部作品為《廣島札記》《納粹集中營里的少女》《活著的士兵》《黑雨》。《廣島札記》原作者為大江健三郎，該文集策劃也緣起于大江健三郎2006年對南京的一次訪問。該年9月12日至13日，大江健三郎在許金龍的陪同下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并與兩位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老人以及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進行了座談。座談會上，中國學者談到幸存者們正在努力地從戰(zhàn)爭的陰影里解脫出來，走向?qū)捜?。大江健三郎聽后深受感動，表示悲慘的歷史事件能夠促使人類共同謀求和平，不應被忘卻。許金龍對此深表同感，遂決定翻譯出版該文集。對南京大屠殺有所記錄的《活著的士兵》由此被選入文集。

梳理1980年代以來《活著的士兵》各個中譯本的誕生始末，我們發(fā)現(xiàn)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活著的士兵》在新的社會需求下被賦予了新意義。1987年的鐘歐譯本和1994年的金中譯本是為了反擊日本政界、學界中存在的不敢承擔戰(zhàn)爭責任甚至歪曲、捏造戰(zhàn)爭記憶的言論；2008年的唐卉譯本則是為了記憶悲痛、喚醒因時間的沖刷、親歷者的逝去而逐漸淡化的受害者戰(zhàn)爭記憶，呼喚世界和平。盡管譯者們的翻譯動機存在細微不同，但皆是“以史為鑒，珍愛和平”?！痘钪氖勘匪休d的社會需求和歷史意義再次被譯者們挖掘出來，獲得釋放。

結 語

在日本的言論統(tǒng)制下儼然“已死”的《活著的士兵》借助翻譯在中國轉(zhuǎn)世重生，文學生命得以延續(xù)，并被視作足以鼓舞中國民眾抗戰(zhàn)的一部作品。這段文學譯事提醒我們，曾有不少有名或無名的文學翻譯者以翻譯的方式參與、支持過抗戰(zhàn)。無論是在日本受盡監(jiān)獄折磨、回國后屈于妓院一室繼續(xù)執(zhí)筆譯書的張十方，還是被日軍步步緊逼、跟隨《救亡日報》從上海輾轉(zhuǎn)到廣州卻仍然滿腔激情堅持抗日的夏衍，以及頂著被翻譯倫理批評為“對原作不忠”而大刀闊斧“重寫”原作的白木都值得我們銘記。為譯者提供原作的孫寒冰、將其翻譯成世界語的綠川英子、為譯本寫序、作插圖、作裝幀的鹿地亙、汪子正、錢君匋等，他們也都曾參與文學翻譯的抗戰(zhàn)。

改革開放以后，《活著的士兵》再次獲得譯者及出版界的青睞，分別于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50周年的1987年、即將迎來抗戰(zhàn)勝利50周年的1994年、南京大屠殺70周年的2008年出版三種中譯本，并被賦予新的歷史使命和社會意義——讓逐漸消逝遠去的戰(zhàn)爭記憶復蘇，給不敢正視史實、逃避戰(zhàn)爭責任的日本政界、學術界一記有力回擊。這是包括譯者在內(nèi)的中國文化人士在用文學翻譯敘述戰(zhàn)爭記憶。

同時，筆者也發(fā)現(xiàn)，戰(zhàn)時的中國譯者和讀者對作者真實創(chuàng)作意圖的解讀不夠透徹。石川達三本人言其創(chuàng)作《活著的士兵》的目的是“通過描寫戰(zhàn)爭的實貌，希望那些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人們能夠有所反省”。日本學者淺田隆認為石川達三的創(chuàng)作意圖可總結為三點：(1)描寫戰(zhàn)地實況，顛覆七七事件爆發(fā)后日方宣傳、美化的士兵形象和圣戰(zhàn)觀；(2)此番顛覆不是為了鼓舞反戰(zhàn)和厭戰(zhàn)，而是希望在了解真實情況后重新構建國民意識以支援戰(zhàn)爭；(3)思考知識分子在戰(zhàn)場這種極端狀況下會如何反應、如何生存。中野好夫也認為石川達三并沒有刻意揭露日本軍隊殘虐性的意圖，僅僅是如實記錄了所見所聞而已。也就是說，描寫真實的戰(zhàn)場確是石川的初衷，這點與他戰(zhàn)前創(chuàng)作社會性文學作品的態(tài)度一脈相承，但他意不在揭露日本士兵的暴行，反而有辯護之嫌，因為他“不是批判戰(zhàn)爭行為，而是批判戰(zhàn)爭報道”。這也是石川在小說中沒有對日軍正當化戰(zhàn)爭的理論和士兵的非人行為作出批判的原因。所以說，《活著的士兵》“既非反戰(zhàn)小說也非反軍小說”?？谷諔?zhàn)爭時期，盡管有個別讀者注意到作者“在許多地方遺漏了批判的態(tài)度”，但大部分譯者和讀者對石川有過譽之嫌，稱之為“人道主義作家”，認為“他憎厭戰(zhàn)爭，憤恨挑發(fā)戰(zhàn)爭”。而在80年代以后，除譯者唐卉有介紹《活著的士兵》在戰(zhàn)后日本文壇遭遇毀譽參半的評價外，其他譯者對該作品的缺陷只字不提；盡管石川達三亦曾在“筆禍事件”結案后的同年9月“戴罪立功”奔赴武漢戰(zhàn)場，寫下謳歌日軍英勇、高頌“中日親善”的《武漢作戰(zhàn)》，但譯者們對此也絕口不提，甚至有譯者依舊譽其為“勇敢的反法西斯斗士”。筆者最后指出這點，意不在批評譯者，而是想說明譯者們的翻譯做到了翻譯理論家漢斯·弗米爾提倡的“連貫原則”。盡管譯著與原著寫作目的不完全吻合，但譯著所體現(xiàn)的意愿與目標讀者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的意愿具有內(nèi)在的一致性，是成功的翻譯。譯者們在民族危亡時期通過翻譯，踐行抗戰(zhàn)精神，并在戰(zhàn)爭記憶與敘述遭遇歪曲的和平年代通過翻譯敲響警鐘，更是譯者擔起社會責任的體現(xiàn)。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