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李天星 ?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內容摘要 民俗是文化知識傳承的載體，同時也寄寓了民族意識與文化認同。日據(jù)初期，基于建立殖民統(tǒng)治的需要，臺灣總督府主導開展了一系列的“舊慣”調查工作，對臺灣民俗做了初步了解。隨著近代日本民俗學的構建，以1928年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為依托，越來越多的專業(yè)學者從“他者”角度，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在臺進行更具“學術性”的民俗研究，以服務于日本的“南進”政策。1941年創(chuàng)辦的《民俗臺灣》，雖然同樣保存了大量臺灣民俗資料，但其與日本官方之間的“曖昧”關系以及所刊文字中蘊含的政治意圖，都表明該雜志旨在助力于臺灣“皇民化”運動的有效推進。日據(jù)時代臺灣民俗的調查與研究，其本質是為了滿足日本殖民統(tǒng)治與侵略擴張的需要，被深深地打上了“殖民學術”的烙印。

關鍵詞 日據(jù)時期 ?“舊慣”調查 ?臺北帝國大學 ?《民俗臺灣》

19世紀中后期，在帝國主義殖民擴張過程中，除了軍事外交的征服或政治經濟的支配外，構建服務于殖民統(tǒng)治的文化知識體系同樣扮演了重要角色。作為研究民間信仰與風俗、生活與文化的專門性社會科學，民俗學亦不免卷入其中。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實行對外軍事侵略的基礎上，試圖通過“殖民學術”的滲透，以建立在東亞的殖民論述和文化霸權。

1895年日本在割占中國的臺灣后，為了能夠在短時間內建立行之有效的殖民統(tǒng)治，臺灣總督府主導開展了一系列的“舊慣”調查工作，搜集了大量與臺灣民俗相關的資料。隨著伊能嘉矩等人將日本人類學移植到臺灣，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主要陣地的日本學者，從“他者”視角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開展更具“學術性”的民俗研究，以服務于日本的“南進”政策。1941年創(chuàng)辦的《民俗臺灣》，雖然保存了大量臺灣民俗資料，但其與日本官方之間的“曖昧”關系以及所刊文字中蘊含的政治意圖，都表明該雜志旨在助力于臺灣“皇民化”運動的有效推進。日據(jù)時代臺灣民俗的調查與研究被打上了“殖民學術”的烙印，彰顯了在殖民情境下，在地知識對于建立殖民統(tǒng)治的必要性。

目前學術界已關注到日據(jù)時代不同階段開展臺灣民俗研究的具體內容，但尚缺乏必要的宏觀梳理與系統(tǒng)分析。本文結合日本殖民臺灣時所采取的統(tǒng)治政策，從動機與效果的評價原則出發(fā)，對該問題做進一步探討。

一、致力于建立殖民統(tǒng)治：臺灣總督府與臺灣民俗調查

作為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擴張野心迅速膨脹，妄圖“開拓萬里波濤，宣布國威于四方”，逐漸走上對外侵略的道路。甲午一役，日本終將垂涎已久的我國寶島臺灣強行割占。鑒于此前未有海外殖民的經驗，并且臺灣島與日本本土的自然環(huán)境差異較大，這給日本殖民者造成極大困擾。加之日本占領初期臺灣人民的英勇抗爭，使得前幾任臺灣總督在臺灣毫無“政績”可言。由此引發(fā)日本各界質疑，甚至出現(xiàn)將臺灣賣給法國的“臺灣賣卻論”。

然而，與西方殖民者“不想了解被殖民者是什么，他們專注于盡快改造被殖民者”不同，日本殖民者最初對臺灣的一切充滿了強烈的“求知欲”?！霸谌毡窘y(tǒng)治之下，臺灣很可能是全世界被調查的最詳細最完整的殖民區(qū)域。每年有大量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特定的調查不斷地被編纂?！比欢@種“求知欲”不是來自單純的學術需求，乃是基于建立殖民統(tǒng)治的“憂慮”。

早在1896年12月，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參事官室便已設立“臨時調查股”，開展包含（1）臺灣本島制度文物及其他各般成規(guī)慣例；（2）臺灣各地風俗習慣調查；（3）臺灣總督及民政局長認為必要調查之事等在內的相關調查工作。但由于各方面條件的不足，這項工作未能取得預期成效。

1898年2月，軍人出身的兒玉源太郎就任第四任臺灣總督，日本內務省衛(wèi)生局長、醫(yī)學博士后藤新平被任命為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后藤新平提出“殖民政策乃生物學”的殖民主張，即殖民政策必須在生物學的基礎上發(fā)展，所以應當熟知該地的民俗習慣，進而實施適當?shù)恼?。在其看來，若要在臺灣建立穩(wěn)定的殖民統(tǒng)治秩序，開展大規(guī)模、系統(tǒng)化的習俗調查乃至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須經過專家之研究與探討……才能奠定對臺灣統(tǒng)治的基礎”。在此方針下，臺灣總督府遂投注大量精力，陸續(xù)對臺灣的土地、人口、林野、風俗、語言、種族等展開調查，以此作為完善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必要手段。此后，又相繼成立“蕃情”研究會（1898）、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898）、臺灣地方病及傳染病調查委員（1899）、臺灣慣習研究會（1900）、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01）等組織。其中，對于臺灣民俗調查頗為詳盡的則是臺灣慣習研究會與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臺灣慣習研究會總干事鈴木宗言曾言，民俗習慣與一個國家社會的發(fā)展歷史密切相關，法律雖非習俗但源于習俗。英國在殖民印度之初派學者前往當?shù)卣{查習俗，從而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殖民統(tǒng)治，所以“后世欲經營新領土者，自當以此為典范”。正是基于這種認識，該會意圖通過調查臺灣漢人社會的生活習慣與風俗民情，為臺灣總督府建立切實可行的行政與司法體系提供參考。在臺灣慣習研究會發(fā)行的機關刊物《臺灣慣習記事》（1901年1月-1907年8月，共7卷80期）中，詳細記載了該會的調查報告、討論決議、“舊慣”釋義以及雜錄等，尤其保存了許多有關臺灣宗教信仰、生命禮俗、生活習俗、俚諺、俗謠等民俗資料。只是這種資料的記載并非為了“尊重”或“保存”臺灣民俗，而是尋找在臺灣“因地制宜”的推行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方法，并且在言詞之間充滿了對臺灣民俗的輕蔑，從征服者的角度視其為“陋習”、“迷信”。

1901年4月，隸屬于臺灣總督府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成立。同年10月，在臺灣總督府頒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規(guī)則》后，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軌。后又以司法界權威、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部長、京都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教授崗松參太郎所編《臺灣舊慣制度調查一斑》為藍本，制定“舊慣”調查事業(yè)實施計劃，提出針對臺灣各地或各種族間所行之“舊慣”，進行統(tǒng)一或個別之調查等工作目標。因有較為穩(wěn)定的經費和豐富的資源，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直到1919年才被裁撤。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與先前成立的臺灣慣習研究會關系密切。在會長后藤新平的推動下，該會中的委員、補助委員及通譯（多為臺灣總督府所屬各官廳機構人員），不但是臺灣慣習研究會會員，而且也是其機關刊物《臺灣慣習記事》的主要執(zhí)筆者。同時，與臺灣慣習研究會相似，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開始亦以臺灣漢人社會為主要調查對象。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最初分設第一部（法制）與第二部（經濟）。第一部原設有法制科、經濟科、行政科三科。其中法制科在《第一回報告書》（北臺灣）、《第二回報告書》（南臺灣）、《第三回報告書》（中臺灣）基礎上匯編而成的《臺灣私法》（三卷六冊，另附參考書七冊），“把臺灣的風俗習慣，予以有系統(tǒng)的整理：舉凡有關清代的律令、會典、則例、省例、政典、諭告、碑記、公文書、舊契字、賬簿。以及民間一般通行之慣例，無不網(wǎng)羅在內”，較為全面的反映了當時臺灣同胞的生產生活與風俗民情。

然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后發(fā)現(xiàn)，臺灣少數(shù)民族與漢人之間在風俗習慣上存在較大差異。為了進一步了解和認識臺灣少數(shù)民族的種族、歷史、文化、習俗等情況，該會在增設第三部（立法）的同時，又在法制部下設第四科“蕃族科”，借以專事臺灣少數(shù)民族的“舊慣”調查。但其調查范圍則不僅僅限于有關法制的固有習慣，“舉凡衣食住行、生產方式、宗教信仰等均予調查”。最終編輯出版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八冊，1913-1921）、小島由道等《“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八冊，1915-1920）、崗松參太郎《臺灣“蕃族”慣習研究》（八冊，1918-1921）、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圖譜》（二冊，1925）、《臺灣“蕃族”志》（一冊，1917）等。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裁撤之后“蕃族科”仍被保留，并被擴編為直屬臺灣總督府的“蕃族調查會”，繼續(xù)從事針對臺灣少數(shù)民族的調查研究和資料出版工作。

雖然對于日本學人而言，最初臺灣這塊“學術處女地”確實讓他們蠢蠢欲動，但是臺灣總督府所組織的“舊慣”調查，并非基于學術研究的興趣，而是為了以其為依據(jù)，在臺灣這塊日本法律“異域”順利推進立法，以滿足殖民統(tǒng)治的需要。所以在實際調查中，“舉凡對經營統(tǒng)治臺灣無關或無助益的風俗舊慣，不受重視，較少呈現(xiàn)在舊慣調查成果當中”。即便是“舊慣”調查的主要推動者后藤新平，也不曾一味地“屈服”或“順從”于臺灣“舊慣”，而是在充分了解的基礎上提煉有助于殖民統(tǒng)治的要素，甚至“修正”或“廢止”臺灣“舊慣”的部分內容，標榜“為其進步而努力”，以配合日本對外擴張的“國策”。

正如崗松參太郎所言，臺灣“舊慣”調查事業(yè)的目的，“一方面在查明臺灣的實際舊慣以供行政及司法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探究中國法制，以學術性觀點編述，作為他日臺灣立法的基礎。”在其所主持出版的《臺灣私法》第一編“不動產”及第二編“人事”中，便在近代“法權”概念的關照下，從“私法”角度分析臺灣民間陰宅（墳墓）的種類性質、風水意涵、營造方式、遷葬改葬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認知觀念，進一步梳理圍繞這一“不動產”而產生的各種人際關系與權利義務，從而將民俗中的“風水”加以學術化和知識化，并試圖從中構建對臺灣社會系統(tǒng)認知的整體架構，以供殖民“施政”參考。對此，即便是日本學者亦有深刻認識。山根幸夫便指出，“遺憾的是，在日本戰(zhàn)敗之前這種與國策協(xié)立相結的研究，居日本之中國研究的主流，則是事實。”

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據(jù)早期臺灣總督府主導開展“舊慣”調查的同時，也有部分日人因工作（殖民）需要而進行的臺灣民俗調查。曾任臺南地方法院檢查局通譯官的片岡嚴所著《臺灣風俗志》（1921），詳細記載臺灣同胞的家庭起居、社會生活、風俗信仰等，內容豐富，圖文并茂；曾任職于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的鈴木清一郎所撰《臺灣舊慣冠婚喪祭と年中行事》（1934），分三編詳述臺灣的民間信仰。此二人并非從事民族學或民俗學研究的專家，但因工作在殖民統(tǒng)治的一線，與臺灣基層社會接觸頻繁，遂有與臺灣民俗相關的“調查式”著述問世。如片岡嚴在《臺灣風俗志》中介紹“臺灣的私刑”時，便多次引用臺南地方法院的一些判決案例來加以說明。

綜合來看，無論是臺灣總督府主導的“舊慣”調查，還是個人完成的臺灣民俗著述，基本都是一種敘述性的記錄，鮮見有深度的理論分析。隨著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以下簡稱“臺北帝大”）的成立，愈來愈多專業(yè)學者在服務日本“南進”政策的驅動下，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開展更為專業(yè)化和學術化的民俗研究。

二、服務于“南進”政策：臺北帝國大學與臺灣民俗研究

不可否認，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工作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大量臺灣民俗資料，尤其在“臺灣原住民調查報告”中對臺灣少數(shù)民族之部族分系、神話傳說、宗教祭祀、禮節(jié)習俗等都有詳盡記載，這也正是為后世所稱道者。之所以能夠有如此“成績”，除了得到臺灣總督府的大力支持外，來自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眾多師生的積極參與，也是這項調查工作能夠順利推進的要素?！耙蚱浯蠖鄶?shù)均是公、私法學領域學有專精的代表性學者，無論是搜集文獻、從事田野調查，或是匯整資料、撰寫報告書、草擬及審議法律等，均投入較多的心力；其結果，無論是調查報告或立法均受到學界的重視和討論”。

然而，崗松參太郎等人畢竟是法學出身，對臺灣民俗多停留在記錄層面，以滿足殖民統(tǒng)治需要為原則，未能從學理上作深入探究。進入1920年代，隨著日本人類學、民族學乃至語言學等專業(yè)學者的加入，尤其在臺北帝大成立之后，臺灣民俗研究又進入一個新階段。需要指出的是，在學科界限不是十分明確的當時，早期從事臺灣民俗研究的多為人類學家。

1884年，在歐美新知的影響下，日本著名人類學家坪井正五郎等人發(fā)起成立“人類學之友會”。1886年，改稱為“東京人類學會”。1893年，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成立人類學講座，坪井正五郎擔任教授。在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學術研究的演進與殖民統(tǒng)治的需要，為日本人類家在臺灣開展相關調查研究提供了契機。伊能嘉矩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1895年11月，伊能嘉矩以日本陸軍雇員身份赴臺，后到臺灣總督府任職。赴臺不久便與同為東京人類學會會員的田代安定共同組建臺灣人類學會，標志著近代日本人類學在臺灣正式登場。1896年下半年始，伊能嘉矩從人類學視角開啟了對臺灣的實地調查，并且還參加“蕃情”研究會、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土語研究會等組織，逐漸形成自己的一套臺灣人類學研究學術體系，并因在臺灣少數(shù)民族、漢人社會研究領域成績斐然，被譽為“臺灣人類學的代名詞”。

伊能嘉矩《臺灣蕃人事情》（1900）、《臺灣蕃政志》（1904）以及東京人類學會會員、東京帝國大學鳥居龍藏《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1902），成為早期臺灣民俗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伊能嘉矩被視為臺灣研究史上“不朽的‘金字塔’”的《臺灣文化志》（1928）中，亦有涉及臺灣民俗問題，如在第七篇《特殊之祀典及信仰》便有諸多關于臺灣民間信仰的探討。就在《臺灣文化志》正式出版的同一年，近代臺灣歷史上的一所重要高等學校臺北帝大成立。由于特殊的時代背景和現(xiàn)實需要，使得臺北帝大自誕生之日其便具有近代性和殖民性的雙重特質，后者尤為明顯。

近代日本的對外擴張主要有“北進”與“南進”兩個方向。前者將東亞大陸與海域視為日本對外發(fā)展的地區(qū)；后者則認為日本是“海洋國家”，應該通過海上武力逐步向東南亞擴張，在西南太平洋建立殖民統(tǒng)治。圍繞“北進”或是“南進”，日本軍政界長期爭執(zhí)不下。雖然直到1930年代后半期“南進”才成為日本“國策”，尤其此后德國在歐洲的擴張更是對日本的“南進”決策發(fā)揮重大推動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位于“南方”的臺灣在日本對外擴張戰(zhàn)略中無足輕重，相反，臺灣總督府一直將其視為日本“南進”的重要基地，并以此來制定“治臺”方針。

既然如此，那么臺北帝大開展臺灣（南洋）研究的政治意義便不言而喻。正如首任校長幣原坦在臺北帝大《創(chuàng)設說明書》中所言，臺北帝大各科目的設置是以臺灣為中心對象而作研究，“在文政學科（部）方面有其他大學無法致力之南洋史學，又設有土俗學與人種學講座，特別在臺灣有其意義”。顯而易見，臺北帝大不僅是一所建立在殖民地的大學，更是一所服務于殖民統(tǒng)治的大學。

其實，在臺北帝大尚未建立之時，圍繞有無必要在臺灣建立帝國大學的問題，無論是日本本土還是臺灣島內，都出現(xiàn)過不同意見。不過，日本本土的贊成者抑或反對者，皆是從有益于日本殖民統(tǒng)治立場展開論證。就其贊成者看來，臺灣是日本最南端的“領土”，資源十分豐富，加以研究后可以供給日本本土之用，并且臺灣島與大陸各處及南洋群島聯(lián)系緊密，對于這一帶的調查研究，可以作為日本將來南方進出的輔路。后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伊澤多喜男等人的堅持下，臺北帝大最終得以建立。

在這種背景下，為了體現(xiàn)對時局的協(xié)助，臺北帝大堅持“以資源調查為主”。不僅開展對中國的華南、海南島等地區(qū)的調查研究，而且專門成立南方人文研究所、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等機構從事“南方研究”。這種學術機構的設置與學術活動的開展，無不將“其為殖民政府服務的功能性目的及學術掛帥的人文精神”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與臺灣民俗研究直接相關的主要集中于文政學部。

臺北帝大文政學部分為文學科、史學科、哲學科及政學科。史學科下屬南洋史學、土俗學·人種學、言語學及心理學講座，則是服務于日本“南進”政策的特色設置，同時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扮演著從事臺灣本島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研究的關鍵角色。不過，與“舊慣”調查局限于單純的記錄有所不同，臺北帝大更注重對臺灣民俗做學理化、系統(tǒng)性研究，以從學術層面為殖民統(tǒng)治的完善提供參考。其中，作為“隸屬于南方人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據(jù)點”的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在移川子之藏（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宮本延人（慶應私塾大學史學科）、馬淵東一（臺北帝大土俗學·人種學講座畢業(yè)生）三人的共同推動下，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從“他者”視角，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開展了一系列與臺灣民俗相關的研究。并且還創(chuàng)辦“南方土俗研究會”（1929-1943），發(fā)行《南方土俗》雜志（1940年第6卷改為《南方民族》），力圖從學術層面推進對臺灣民俗的研究。當然，他們的研究也不免受到日本對外擴張“國策”以及在臺殖民統(tǒng)治方針的影響。

1930年爆發(fā)的“霧社事件”，對日本殖民者的在臺“理蕃”政策造成巨大沖擊。在臺灣總督府1931年12月新頒布的《理蕃政策大綱》中，再次強調加強對臺灣少數(shù)民族種族、社會組織、慣習、生活狀態(tài)、親族關系、宗教等方面的調查，以形成對臺灣少數(shù)民族的正確認識，從而有助于“理蕃政策”的實行。在此背景下，臺北帝大得到因“霧社事件”下臺的臺灣總督石塚英藏的資助，進一步開展對臺灣少數(shù)民族的研究。移川子之藏等人承續(xù)文化史學派的研究方法，在《臺灣高砂族系統(tǒng)所屬的研究》（1935）中依據(jù)臺灣少數(shù)民族各部落的口碑傳說建立部落史；馬淵東一則在系列論文中通過考察神祇譜系，以探究臺灣少數(shù)民族的宗教與祭祀。除此之外，言語學講座小川尚義等在《原語中的臺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中對各部族的神話傳說做了詳實的記錄與翻譯；心理學講座飯沼龍遠等人開展“民俗心理學”研究，通過服飾差異來分析臺灣少數(shù)民族的性格。

這些成果不僅使得文化人類學視角下的臺灣民俗研究更加學術化，同時通過對臺灣少數(shù)民族語言、服飾、宗教、祭祀、神話、傳說的系統(tǒng)研究，讓日本殖民者進一步全面且深入地掌握了臺灣少數(shù)民族的心理狀態(tài)與性格特點，從而助力于臺灣總督府更加有針對性的調整“理蕃”政策。即便理農學部的研究也是如此。如農業(yè)經濟學研究室奧田彧在其報告中對臺灣少數(shù)民族經濟生活與授產政策的調查分析，便為《理蕃政策大綱》中的施政重點“授地”提供了參考。

此后，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在東亞地區(qū)的擴張，日本對其殖民地的治理在“國民精神統(tǒng)合”的宣導下，進入一個新的精神整頓與破除傳統(tǒng)舊文化的階段。1936年8月，日本政府于《國策基準》中提出要在東亞大陸確?！暗蹏钡匚坏耐瑫r，向南方海洋發(fā)展。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陷入中華民族抗戰(zhàn)深淵的日本軍國主義者，試圖進一步整合東亞地區(qū)的資源以強化帝國力量，通過思想改造與文化控制，達到戰(zhàn)爭動員的目的。作為日本“南進”的重要基地，臺灣更是首當其沖。

在臺灣總督府為此而推行的“皇民化”運動中，有一項“寺廟整理運動”。即試圖通過強迫臺灣人放棄自大陸移植而來的寺廟信仰，改為參拜日本“神社”，以實現(xiàn)“國民精神總動員”。此舉是對臺灣原有宗教信仰的極大挑戰(zhàn)，引起臺灣社會的不滿與批判。臺灣總督府遂指派臺北帝大宮本延人等人兼任總督府調查官對此加以研究，為制定應對措施提供“學術意見”。由此可見，臺北帝大的日本學者雖然在研究上更加專業(yè)，但仍無法擺脫“殖民學術”的陰影，在研究課題與對象的選擇上，往往受到官方的“指揮”。

整體來看，臺北帝大的設立及其所開展的臺灣民俗研究，不僅象征著臺灣已經從政治、軍事、經濟以及南方（南洋）研究上成為日本“南進”的第一線，同時也揭示了臺北帝大本身就是一所服務于“南進”政策的“國策大學”。這也是臺北帝大開展臺灣民俗研究的基調。

三、助力于“皇民化”運動：《民俗臺灣》雜志與臺灣民俗研究

1940年，日本第二次上臺的近衛(wèi)文麿內閣提出建設“東亞新秩序”，實現(xiàn)“大東亞共榮”的“國策”。為了配合內閣，臺灣總督府于1941年4月成立“臺灣皇民奉公會”，修正之前僵化的在臺文化政策，將“皇民化”運動推向高潮。這種文化政策的調整為重新解讀臺灣的歷史文化與風土人情創(chuàng)造了條件，同時也出現(xiàn)了一種更加專業(yè)的民俗研究刊物——《民俗臺灣》。

《民俗臺灣》創(chuàng)刊于1941年7月，1945年1月停刊，共發(fā)行43期，最高發(fā)行量曾達3000冊。該雜志可以說是日據(jù)時代關于臺灣民俗研究最為專業(yè)的刊物。創(chuàng)辦人不僅有臺北帝大醫(yī)學部金關丈夫、社會學科岡田謙、臺灣總督府情報部池田敏雄等日本人士，而且臺北帝大土俗·人類學研究室陳紹馨、《興南新聞》文化部編輯黃得時等臺籍人士亦參與其中。從刊名來看，《民俗臺灣》顯而易見是以臺灣的風俗習慣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為此，雜志社曾專門組織“民俗采訪會”，到臺北大龍峒、萬化、新莊街等一些歷史較為悠久，且較好保存臺灣人生活場景與習俗傳統(tǒng)的地區(qū)，開展實地調查。不過，與“舊慣”調查相迥異的是，《民俗臺灣》組織的民俗調查，更多是帶有一定學術傾向的“鄉(xiāng)土采風”，具有民俗學研究的方法論意義。

《民俗臺灣》的編輯“完全采取園地公開的方式”。這也使得該雜志的作者來源更加多元。在《民俗臺灣》共43期的826篇文章中，以臺灣人姓名署名者有309篇，約占全部之37%。加之部分日本名和筆名中亦有臺籍人士，“所以事實上臺灣人之作品可能將近半數(shù)”。況且，日本作者中有相當一部分只是負責寫每期首頁的“卷頭語”或“海外民俗通訊”之類的文章，而臺籍作者則對民俗的實際研究更為投入和專注。其中不僅有從事學術研究的專門學者，同時包含對臺灣民俗頗感興趣的律師、醫(yī)生、記者、作家等。

《民俗臺灣》作者群的出現(xiàn)，尤其臺籍學者的活躍，為推動臺灣民俗研究的持續(xù)發(fā)展提供了重要學術支撐。如吳新榮、王瑞成、連溫卿、陳紹馨、楊云萍、廖漢臣、戴炎輝、黃得時等臺灣本土民俗研究者，借《民俗臺灣》平臺得到良好的學術訓練，才學亦得以施展。這對于戰(zhàn)后臺灣民俗研究的學術傳承而言具有重要意義。他們相當一部分人后來都成為陳奇祿主編的《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積極約稿的對象。諸如金關丈夫、池田敏雄、立石鐵臣等日人的學術貢獻更是受到臺灣民俗學界的肯定，甚至在臺灣光復后受聘于隸屬于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臺灣編譯館，繼續(xù)從事相關研究。這種學術上的沿襲與傳承，或許也是戰(zhàn)后諸多臺灣及日本學者對《民俗臺灣》持正面評價的緣由所在。

然而，《民俗臺灣》畢竟是在殖民統(tǒng)治下的產物，其服務于殖民的本質并未改變。盡管《民俗臺灣》前期所發(fā)表的文章確實也存在一些批評“皇民化”的言論，但細致分析便可發(fā)現(xiàn)，這些主張并非因“皇民化”政策的“殖民性”而否定其“合法性”，而是基于“皇民化”政策在實施中的不足與缺陷提出更具“合理性”的建議。如在《民俗臺灣》創(chuàng)刊號中，金關丈夫將日本統(tǒng)治下的臺灣比作羅馬統(tǒng)治下的腓尼基，呼吁日本不能像羅馬那樣毀滅殖民地的文化遺產，要加以“愛護”，“努力維護其記錄，保留其完整無缺”。其用意便是批評當時臺灣總督府在推行“皇民化”運動中對“臺灣文化”所采取的野蠻措施。

其實，在《民俗臺灣》創(chuàng)刊之前的1941年1月，臺灣總督府曾邀請幾位臺北帝大的教授發(fā)表對“皇民化”運動的意見。金關丈夫和中村哲在會上都對當時“皇民化”的過激行為提出批評。中村哲便認為其中的宗教、語言政策操之過急，若想在臺灣全盤復制日本本土的生活方式“并不適合”，強行推進只會“格格不入”。但這些意見卻未被以服務“戰(zhàn)爭”為工作重心的臺灣總督府所采納。身為高等文官的帝大教授對自己的意見被忽視感到失望，而尋求其他途徑來發(fā)揮影響力。這不免成為《民俗臺灣》創(chuàng)刊的動因之一。

1941年5月，岡田謙、金關丈夫等人共同署名的有關創(chuàng)辦《民俗臺灣》的“趣意書”在報端刊載。文中指出，“臺灣本島人的‘皇民化’是非進行不可的”，雖然臺灣“舊慣”面臨湮滅的危機，但對此并不“可惜”。此番表述刻意附和時局，為日本的“南進”政策尤其在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所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張目，希望將臺灣的民俗研究作為以后了解東亞民族的基礎。而這引起臺籍學者楊云萍的不滿，并站在維護臺灣傳統(tǒng)文化的立場上提出異議。

楊云萍認為，日人的言論帶著輕視臺灣人、忽視臺灣人感受的意味，這些學者對臺灣缺乏“溫暖的愛的理解”，缺乏“謙遜的態(tài)度”。隨后，金關丈夫又回應楊云萍的質疑，強調臺灣的民俗研究有更為積極的意義，不僅有助于防止“舊慣”的湮沒，同時也表示，“愛臺灣的民眾，理解其民俗，我等決不落人后。”?金關丈夫的回復雖然充滿了“謙遜”，但楊云萍并不滿意，認為金關丈夫的語氣與文脈仍顯冷漠和武斷。遂又登報有言，“看到那些微不足道，或無關重要的風俗習慣即將消滅時，應該抱著憐憫與愛惜之心情才是。”

金關丈夫與楊云萍的這場論爭，一方面在字里行間流露出《民俗臺灣》服務于日本殖民政策的立場和主旨，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殖民地知識人對于保存臺灣文化的憂慮和無奈。在這里，楊云萍從“自我”的立場，以文化自覺的責任感提出要對臺灣民俗的研究充滿“愛”，不能如同“他者”那樣忽視臺灣文化的主體性。同時也要進一步思考處于殖民統(tǒng)治下的臺灣民俗研究，如何維系獨立性，才不至于成為假借學術研究之名實施殖民政策的犧牲品。這可以說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臺灣學人的集體焦慮。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曾言，知識分子階層在殖民地民族主義興起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究其原因，“知識分子階層之所以會扮演先鋒的角色是因為他們擁有雙語的識字能力，或者應該說，他們的識字能力和雙語能力”。金關丈夫通過這場論爭既擴大了《民俗臺灣》的聲勢，同時也吸引了一批能夠從事日語寫作的臺籍知識分子的關注，并進一步有意識地通過把《民俗臺灣》打造成公開的“園地”，讓臺籍知識分子在從事臺灣民俗研究的過程中，不自覺地成為殖民文化政治的附庸。論爭之后楊云萍也加入《民俗臺灣》作者群，致力于臺灣民俗與文化的研究。這種臺籍人士的廣泛參與，不僅是《民俗臺灣》有別于日據(jù)早期“舊慣”調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成為《民俗臺灣》在承擔其“使命”過程中“值得慶賀之事”。

縱觀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支配下的對外殖民擴張政策，其并不滿足于“滅其國”，而以“滅其族”為最高目標。1937年全面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臺灣總督府在臺灣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妄圖通過無孔不入的措施，將臺灣同胞“同化”為“日本人”，以湮滅中華文化在臺灣的傳承。1940年日本政府在“東亞新秩序”口號的基礎上，提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以“共存共榮”的幌子來達到統(tǒng)治東方各國的目的。助力于“皇民化”運動的《民俗臺灣》自然也因時而變，尤其隨著1942年日本大東亞省的成立，其研究視野已經從“臺灣本島”擴大到整個東亞地區(qū)。臺北帝大解剖學教授森于菟便認為，通曉民俗才能更為廣泛的理解“善鄰”、包容南方諸民族，成立“大共榮圈民族群”。

1943年10月，日本民俗學家柳田國男與金關丈夫、中村哲等人在東京舉辦了一場座談會，試圖在構建“大東亞民俗學”的維度下，為了迎合日本軍事、政治的需要，嘗試倡導研究除臺灣民俗之外的中國民俗、南洋民俗、印度民俗、澳洲民俗等所謂“共榮圈”內的民俗。此時的《民俗臺灣》更加鮮明地突顯“大東亞民俗學”使命，聲稱“由于研究臺灣的民俗，才使吾人得以對完成大東亞民俗學做出貢獻?！庇纱丝梢姡睹袼着_灣》并不是單純的一個民俗刊物，“殖民學術”的痕跡雖不明顯但從未消除。

結 語

在米歇爾·?？驴磥恚R與權力是密不可分的。權力制造知識，知識體現(xiàn)權力。從根本上而言，權力支配知識，并賦予了知識以價值?！叭魶]有一個溝通、記錄、匯集和轉移系統(tǒng)，知識便無法形成，該系統(tǒng)本身便是一種權力形成，其存在和職能與其他權力形式緊密相連。反之，若沒有知識的榨取、占有、分配或保存，權力便無法行使?！痹谌論?jù)時代臺灣民俗的“研究”過程中，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權力的滲透，支配了民俗知識與文化記憶的形成，在潛移默化中構建起帶有殖民屬性的民俗話語體系。

日本侵臺之初，為了建立既能切合臺灣的實際情形，又能符合帝國利益的殖民統(tǒng)治秩序，“臺灣島上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個活人死人，甚至每一種動植物，都被日本殖民政權詳詳細細地調查過”。這種無孔不入的調查統(tǒng)計在日本殖民者到來之前是不曾在臺灣出現(xiàn)過的。

在臺灣行政長官公署1946年編印的《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tǒng)計提要》中所呈現(xiàn)的詳細數(shù)據(jù)與精確圖表，基本都是譯自日本人在殖民臺灣期間所做的統(tǒng)計調查。即便是本書的編輯者也不禁感慨日本人對統(tǒng)計的重視，當然，這種統(tǒng)計的目的最終還是“借統(tǒng)計只嚴密，以逞壓制之陰謀”。其實，早在日本割占臺灣之前的1873年，日人樺山資紀等就曾到臺灣做過調查。雖然為期僅三個月，但由于足跡遍及臺灣南北，且所調查內容涉及臺灣各市街、戶口、產業(yè)、政情、交通、民俗乃至軍備等信息，成為日本政學界初步認識臺灣的窗口。

“舊慣”調查的目的是為了殖民，殖民政策制定的依據(jù)則是“舊慣”調查的成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任務緊密配合殖民地總督府的政策需求?！白詠硭蜎]有什么‘獨立’或‘學理’的促因與興趣；十足是權謀與權宜的實用產品，也是國家機器壟斷的暴力‘促使’被研究者與研究者‘合作’的強暴機構，其‘非學術’的性質至于令人發(fā)指的程度?！睕r且，除了官方主導的集體“舊慣”調查盡顯“殖民學術”的邏輯思考之外，即便是由個人完成的臺灣民俗著作，也不能完全脫離“殖民學術”的網(wǎng)絡。除前文所述片岡嚴《臺灣風俗志》外，尚有佐倉孫三《臺風雜記》（1903）、西岡英夫《臺灣の風俗》（1929）、山根勇藏《臺灣民族性百談》（1930）、鈴木清一郎《臺灣舊慣冠婚葬祭祀と年中行事》（1934）、東方孝義《臺灣習俗》（1942）等民俗專著。在肯定這些著作為后人保留了相當一部分的臺灣民俗原始資料之外，它們作者的身份頗值得注意。

片岡嚴與東方孝義都曾擔任過法院通譯職務，佐倉孫三與鈴木清一郎則服務于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而《臺灣宗教》（1918）的作者丸井圭治郎亦曾是臺灣總督府編修官兼翻譯官。即便是赫赫有名的伊能嘉矩，最初也是以軍人身份前往臺灣從事調查活動的。由于身處與臺灣人接觸的工作一線，他們的“殖民”立場使得這些著作成為“殖民者文獻”，自然也是殖民者“以供施政之資料”。而來自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的學者們，也多是奉“派遣”之命赴臺的。

日本學者（官員）的這種學術（政治）活動，與清代文人對臺灣“風俗”的描寫相迥異。前者是在殖民需要的驅動下，為了“同化政策”的有效實施而開展對臺灣島上的“新附之民”的“舊慣”調查，從“他者”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塊土地上的人與事，構建出能夠服務于殖民需要的知識體系，形成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模式。后者更多的是對中華文化邊陲之地的了解與觀察，是基于教化與管理目的的民族統(tǒng)一體內部的文化認知。

1941年創(chuàng)辦的《民俗臺灣》，可視為日據(jù)時代臺灣民俗研究最為專業(yè)的刊物。但作為殖民地文化的產物，日人借助《民俗臺灣》成功地吸引眾多臺籍知識分子參與其中，勾勒出一幅“日臺交好”的圖景。值得注意的是，《民俗臺灣》在相當長時間內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肯定。如王詩瑯所言：“在臺灣，民俗學以學問的姿態(tài)出現(xiàn)是近世的事，更簡單地說，乃于屬于日據(jù)末期才建立起來的，而努力于建立的最大功勞者，應首舉《民俗臺灣》雜志”。然而進入1990年代，日本學界對《民俗臺灣》的評價率先出現(xiàn)翻轉。該雜志究竟是在“協(xié)助殖民統(tǒng)治”，還是“以‘民俗’為武器做抵抗”，則需要從整個臺灣民俗學史的角度加以全面考察。

1996年7月，日本學人川村溱指出，《民俗臺灣》蘊含“皇民化”性格與殖民化屬性，并質疑柳田國男、金關丈夫等人所標榜的“大東亞民俗學”，認為他們對“大東亞民俗學”的熱愛超過了對臺灣的“冷酷”，金關丈夫甚至是一位“種族歧視者”。隨后，小熊英二、川田稔、坂野徹等人亦在此脈絡下對《民俗臺灣》與“大東亞民俗學”進一步提出批判。當然，也有學者對此加以反駁。如國分直一便專門撰文回應川村溱，認為金關丈夫是“人道主義者”，肯定其在戰(zhàn)爭時期盡力保存臺灣民俗資料的貢獻，同時以臺灣學界對《民俗臺灣》的正面評價來佐證自己的觀點。

雖然有學者認為《民俗臺灣》的出版是“為否定皇民化運動之正當性”，池田敏雄還曾特意闡明了當時《民俗臺灣》所面臨的來自日本官方與“皇民化”論者的壓力，以及雜志編輯與作者必須迎合時局文字的困難與苦衷。然而事實似乎并非如此，《民俗臺灣》所蘊含的“殖民學術”屬性一直存在，只是需要從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雙重視野下來加以審視。如，《民俗臺灣》中有頗多對臺灣婚姻問題（聘禮、入贅等）的調查與研究，其動機并非單純?yōu)榱擞涗涍@一民俗，而是在整合研究的基礎上，尋找到建立健全婚姻生活的辦法，并在“優(yōu)生學”的指導下培養(yǎng)更多“合格”的臺灣人，避免“色盲”“無能者”的大量存在，為“日臺混血”的推進創(chuàng)造良好條件。這也是金關丈夫之前批判早期的“皇民化”運動時的要點。

總而言之，無論是致力于建立殖民體系的“舊慣”調查，服務于“南進”政策的臺北帝大民俗研究，還是助力于“皇民化”運動的《民俗臺灣》，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近代臺灣的殖民地學術脈絡與文化政治過程。在“自我”與“他者”、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不同思考維度中，體現(xiàn)了“知識—權力”話語的構建邏輯，揭示了日據(jù)時代臺灣民俗調查與研究的“殖民學術”屬性。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釋從略